若为自由故——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传
他却认为开源运动强调的是软件开发模式，忽略了软件用户的自由。
对于黑客来说，有这样一条铁律：从头开发一个软件只是小儿科；改进一个程序才显真本事 [1]。
坚强固执是我的本性。很多人在尝试做一些事，遇到了困难，就退缩放弃了。可我从不言弃。”
我特别喜欢读书，”斯托曼说，“赶在我想读书的时候，我妈妈恰巧叫我去吃饭，我肯定不会去。我就觉得，凭什么我不能读书？凭什么我妈妈可以指点我该做什么，该读什么书。我坚持民主和个人自由。很多原则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成人身上，未成年人也同样适用。”
“他拒绝写作文、写文章，”李普曼回忆着当时的情景，“除了高中最后一年，他最后一次写作文是在四年级的时候。那是一篇关于西方计数系统的文章。”
1967年，李普曼再婚。她的新任丈夫莫里斯·李普曼是一名空军少校，越南战争开始他辞职以示反战。
回想起来，斯托曼觉得，人工智能实验室把一份工作“随便”扔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校学生这件事，并没什么不妥。“当年都是这样，如今也是如此。我见一个人，他要是很优秀，我就雇他。等什么呢？很多刻板的人喜欢在每件事上都安插各种官僚流程。这实在太愚蠢了。
反对计算机安全这事体现了斯托曼早年性格中的几个关键特质：对知识如饥似渴，对权威厌恶嘲弄；可又烦恼于别人对自己的各种偏见不解，被一些人看作异类。这些也正反映出了未来主导他行动的道德基础：对集体的责任感和信任；还有遇到问题，直接行动的黑客精神。
三类作品中，对于“功能类”的作品，用户应该具备无条件地修改它们的权利；而对于“证据类”和“艺术类”作品，则要根据作者意愿，才能赋予用户一定的修改权力。
无论哪类作品，用户出于非商业目的复制与分享行为都应该被允许。
我们需要超越现有法律，暂时忘记现在实际是什么样，去思考我们究竟应该要什么样。我不是要立法，而是在考虑法律应该做些什么。我觉得，禁止朋友之间分享复制品的法律，和种族歧视法一样，不该得到尊重。”
在 1968年，一次讲座从此出名。讲座上，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科学家，道格·英格巴特（Doug Engelbart）展示了第一款现代图形用户界面的原型。他们把计算机和电视机连起来，并且还加入了一个定点设备——英格巴特把这个定点设备昵称为“老鼠”，也就是今天的鼠标。
如今，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对抗整个 Symbolics公司的开发团队，而且这团队之中还尽是各色传奇黑客。斯托曼的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成为信息时代的一段传奇。
“我读过斯托曼那段时期的一些代码，有些代码写的并不怎么出色（至少在我看来），但我还是要说，且慢，他就只有一个人，他没法和别人整晚探讨，他是单枪匹马啊！一个人能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简直是逆天了 [18]！”
但关于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的区别，斯托曼的描述却也不错：开源软件的观念更偏向于实用主义；而自由软件的观念则更强调用户自由。开源的支持者不怎么喜欢强调软件用户的自由，他们更愿意强调黑客开发的工程模型。强调同行互相审校的重要性。
伟大的宗教都是建立在对神的感召力的“常规化”或“制度化”的基础上的。
GCC最早的版本大概有110000行代码，但是在蒂曼眼里，这些代码都很容易理解。他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掌握了这些代码，并且只花了一周时间就把它移植到了另一个新的硬件平台上——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 32032 微处理器上。
托瓦兹本人也以类似的说法评价他自己成功的秘诀：“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并且喜欢把别人的成果占为已有 [1]。”
“在西方的科学传统上，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指的是托瓦兹和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杨说，“在商业上，这就告诫我们，应该在前进的途中避免重新造轮子。
布鲁克斯提出了“布鲁克斯法则”：向一个软件项目中增加开发者的做法只会造成项目的进一步延迟。对于黑客们来说，写软件就像做汤，增加厨师的人数对于改善汤的口味并没有太多作用。雷蒙德从中感觉到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托瓦兹确实在聘请更多的厨师进入厨房的同时，也做出了更好的软件 [3]。
GNU 程序就是“教堂”，它们都是有计划地修建而成的宏伟的黑客精神的纪念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另一方面，Linux则更像是一个“嘈杂的大集市”，它是在 Internet 去中心化的松散组织结构中开发出来的。
斯托曼代表着经典的教堂架构，他像一个程序魔法师一样，在消失了 18 个月以后，带来了类似于 GNU C 编译器这样的神作。而托瓦兹则像是一个亲切的宴会主人，他让别人来领导 Linux的设计讨论，并只在关键时候提出一些参考建议。托瓦兹所创建的这种开发模式正好反映了他懒散的个性。从托瓦兹的观点来看，最好的管理工作不是要加强对事情的控制，而是要保持思维的活跃度。
作为一个浏览器鼻祖 Mosaic 的商业化版本，马克·安德生（Marc Andreessen）在伊利诺伊大学开发Navigator浏览器时也参考了Mosaic的设计，这就再次证明了大部分程序员在打算开发一个新的程序时，总是会借鉴一些现有的、可以修改的程序。
不管斯托曼和其他黑客们如何努力的去提醒人们自由软件中的“Free”一词是指“自由”而不是“免费”，这一点仍然没有赢得大众普遍的认知。很多商业管理者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时，都把它想当然地认为是“零成本”，而并不注意到其他相关的信息。除非黑客们能找到一种方法解决这个认知上的偏差，否则，即使有网景公司作为榜样，自由软件运动想要获得最终成功，还是得面临一个艰难的登顶过程。
彼德森成立了一个组织，专门致力于推广自由软件，他们使用了另一个词语：开源。
只要你能不断向着目标慢慢前进，最终一定能实现目标。如果你们什么事情都采用折中的方式，不真正往前前进，就永远也不能实现目标。”
如果其他人是地狱，那么黑客的地狱就是重复其他人愚蠢的错误，毫不夸张地说，斯托曼的一生，就是在尝试把人类从地狱的火焰中拯救出来。
在每一个法律的立法过程中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每一个律师都希望能为他的代理人抓往这些能带来好处的不确定性。理查德的目标是从另一个方面达到相同的目的。他的目标是去除那些不确定性，但这自古以来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强调创新游戏和无限制的探索活动，成为后来黑客活动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