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纲总结

第 12 页 · 位置 67

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前言

第 16 页 · 位置 104

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

第 18 页 · 位置 128

一国的政权，究竟该交付与那些人，这是第一义。

至于政府内部各项职权之究应如何分配，这已属第二义。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至于政府内部职权之怎样分配，这是政府的组织法，却并非产生政府的根本大法。因此照理言，第二范围更重于第一范围。但我下面所讲，因求简捷易明，故而将此两个项目之先后倒转了。

第三个范围则讲政府的“赋税制度”。这是政府关于财政经济如何处理的制度。这一范围也可看得它很重要。

第四范围我想讲“国防与兵役制度”。养育此政府的是经济，保卫此政府的是武力。这一范围也极重要。

第一讲　汉代

一　汉代政府组织

第 19 页 · 位置 145

我们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在此方面，我亦只想提出两点来加以申说：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第 21 页 · 位置 167

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第 23 页 · 位置 187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他是副丞相。

二　汉代选举制度 > 第 29 页 · 位置 278

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县令也如是。但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譬如台北市的人，不能当台北市的市长；但台北市政府从市长以下的一切官，在汉代称为“掾属”的，那就绝对要用台北市的本地人。

二　汉代选举制度 > 第 32 页 · 位置 318

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

五　汉制得失检讨 > 第 43 页 · 位置 486

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第二讲　唐代

一　唐代政府组织

第 50 页 · 位置 576

诏敕自中书定旨、门下覆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

第 54 页 · 位置 629

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之绝大进步。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此为中国政治史上一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

第 54 页 · 位置 641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

第 55 页 · 位置 651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似较汉代进步了，但以地方政府论，则唐似不如汉。唐代已渐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中央大臣，比较汉朝要更像样些，但地方长官则较汉为差。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

第 56 页 · 位置 663

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第 57 页 · 位置 679

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

第 58 页 · 位置 692

现在专说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汉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二　唐代考试制度

第 60 页 · 位置 728

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第 60 页 · 位置 731

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决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三　唐代经济制度

第 69 页 · 位置 855

总之，这一制度之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至大项目。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

第 70 页 · 位置 864

汉代自武帝创行盐铁政策，这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有过富，而在经济之上层加以一种限制。其下层贫穷的，政府却并未注意到。 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这一情形，似乎唐代人更要高明些。他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这更有些近似现代英美的自由经济。

第三讲　宋代

一　宋代政府组织

第 80 页 · 位置 997

到宋初，宰相为避嫌，为推尊皇帝，为使皇帝的威望地位抬高，遇政府定旨出命，先写一“劄子”，这是一种意见的节要；对于某事提出几项意见，拟成几条办法，送由皇帝决定，所谓“面取进止”。然后宰相再照皇帝意见正式拟旨。所以宰相面取进止的诏文，仅是一种草案或条陈，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这与唐代宰相之“熟拟”相差就很大。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

第 83 页 · 位置 1038

所谓理想需要者，便是君权、相权间之调节。这一关系如下：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的职责是专门谏诤皇帝的过失。这和御史大夫不同。御史大夫是监察政府百官的；谏官不监察政府，他只纠绳皇帝。

第 84 页 · 位置 1052

这一风气，是从宋代始。这也算是清议。清议总是政府的对头。清议固然未必全不好，但政府总是有掣肘。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二　宋代考试制度

第 88 页 · 位置 1110

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没有如唐代般还能保留得两汉以来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 这些都是宋代考试制度之缺点。总之考试制度在宋代是更重要了，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真效。

三　宋代赋税制度

第 89 页 · 位置 1127

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省政府征收农田米谷，这是“租”；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这是“庸”；糖是台湾土产，政府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两税法则把这三项全并入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

第 91 页 · 位置 1158

荆公的免役法，还得人人出钱免役；明代有“一条鞭”法，又把丁税归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到清代中叶以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然而这样一来，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一个国民，只要没有田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看重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

第四讲　明代

一　明代政府组织

第 98 页 · 位置 1261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第 104 页 · 位置 1348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的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

第 107 页 · 位置 1387

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第 109 页 · 位置 1423

此如现在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

第 110 页 · 位置 1433

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面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第 113 页 · 位置 1474

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以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

中国历代都不是服务型政府

第 113 页 · 位置 1488

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了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失败。

第 115 页 · 位置 1503

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做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

第 116 页 · 位置 1528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

二　明代考试制度

第 118 页 · 位置 1552

我们不能说科举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

三　明代赋税制度

第 122 页 · 位置 1615

常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循此推说，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互相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即就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论，此两项制度之互相配合，及其互相牵动影响之处，特别大。

第五讲　清代

二　清代的部族政权

第 129 页 · 位置 1701

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现在再问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发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士”，而存心防止贵族军人与富人穷人的一切专政呢？

三　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第 133 页 · 位置 1759

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

第 134 页 · 位置 1783

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今天共产党的政治也如此。

第 137 页 · 位置 1825

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作“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的三大自由了。

六　民众的反抗运动

第 145 页 · 位置 1934

清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得不到实惠。

七　变法与革命

第 147 页 · 位置 1970

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

第 149 页 · 位置 1999

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便是其最极端的例。

总论

第 152 页 · 位置 2033

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切没有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平等了里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

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只有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第 154 页 · 位置 2069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那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