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页 · 位置 131

在一次有关城市人口问题的讨论会上，有一位来自政府的官员说，我们今天先不讨论是不是应该控制城市人口的问题，先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在被列举的工作成绩中，包括了这样一条：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提高各种门槛，减少了2万外来人口子女在本地上学。

上篇 大国难题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第 29 页 · 位置 172

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先来说市场分割。即使在欧盟内部没有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因为欧洲国家多，语言、文字不一样，宗教、文化、饮食也存在很多差异，所以事实上欧洲内部的人口流动仍是不充分、不自由的。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就会趋同，否则人口就会持续流动。由于欧洲国家间的人口流动事实上很难做到完全自由，结果形成了国家间的人均GDP差异——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的两倍。

第 29 页 · 位置 177

在这样一个存在市场分割的区域，如果实现货币统一，各个成员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如果在希腊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就无法单方面地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者本币贬值来刺激经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汇率，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以此来达到贸易的平衡。

与劳动相关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往往都是有刚性的，向上调整容易，向下调整难。对此，只要看看电视新闻里希腊人如何上街抗议削减福利开支，就明白了。在经济的上行周期，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上升不难。但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甚至可能下降），工资却难以灵活调整，这时，如果本币贬值就可以刺激出口，帮助其摆脱困境，而如果本币不能贬值，工资又不能灵活作出调整，那就可能出现政府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偿债能力不足这些问题。

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人口又没有充分流动起来，国家却要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

欧债危机触及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时，统一货币的麻烦在欧债危机中尽显无遗。当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相异时，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作出迅速反应。

第 32 页 · 位置 213

欧元区解体的尴尬似乎暂时远去了，但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却就在身边：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自由流动是必需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如果人又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如果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完全对应则引起地区间收入差距），想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难以避免。

第 34 页 · 位置 258

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的来源，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

第 35 页 · 位置 265

现代全球经济已经实现“全球化”，国际贸易非常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锁国中实现发展，在此情形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只能够被少数大国（或经济体）享有，这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internationalvehiclecurrency，简称IVC）的铸币税。

第 36 页 · 位置 274

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

第 37 页 · 位置 300

当代中国的分权体制就得分两面看了，它的好处是激励地方政府去发展经济，它的坏处是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也不想注册地在“外地”的企业到本地来参与竞争，所以地方政府就要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本地的经济。

第 38 页 · 位置 309

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每个地方都想做大自己的倾向仍然非常明显，这些因素共同抑制着中国发挥大国应有的规模经济。

第 38 页 · 位置 317

上面讲的是商品市场分割，那么生产要素市场呢？在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是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

再来看资本市场。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统一的，其实不然。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在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是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的，因为有鼓励中西部投资的政策倾向，所以，在中西部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

第 40 页 · 位置 353

国际上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按照中国今天已经实现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是在城市生产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存在非常高的城乡收入差距了。

第 41 页 · 位置 355

中国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的状态。与实际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接近两位数的水平相比，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长期很低，降低了融资成本，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在生产结构上出现多使用资本的倾向，于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大量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占有，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

第 41 页 · 位置 358

劳动收入是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第 45 页 · 位置 426

而在中国，不是常住地当地户籍的人口却不能均等化地享受到与本地户籍人口同样的公共服务。一些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获得本地户籍设置的条件堪比欧美国家对外国移民获得居留权的门槛。

第 46 页 · 位置 449

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在中国这样一个将大量地方政府债务投入生产的国家，地方政府债务可以被看做是“投入”，而分母GDP则可以视做产出，如果投入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就不会持续上升。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不管是总量还是与GDP的比率都在快速地增长（见图1—1），这说明地方债务是否具有足够高的生产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 47 页 · 位置 456

作为分母的GDP，无非来源于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名义的经济增长，前者是真金白银，后者则是价格问题。如果没有足够快的实际经济增长让政府有足够多的税收用于还债，那么，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价格，而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对老百姓征税。

第 47 页 · 位置 458

正是因此，我要提醒读者，不要认为中国在表面上不会（或很少）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大家就安全了。实际上，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自行偿还债务，又不能破产，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要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一起还的，不是通过税收就是通过通胀。

第 51 页 · 位置 491

如果中国想长期发挥大国优势，避免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

第 52 页 · 位置 508

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第 56 页 · 位置 531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口在空间上更集聚？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尤其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需要集聚，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现代服务业大量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这些产业更加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集聚程度更高这样的现象。

第 56 页 · 位置 539

讲中国经济集聚过度了，毫无数据支持。我们可以说中国今天集聚的程度比过去高了，但是绝不意味着放到国际视野里面，中国的集聚程度就是高的。事实上，中国经济中第二、三产业的GDP已经占到经济总量的90%，而人们却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的思维里，以为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会导致什么可怕的后果，于是，长期以来，经济政策总是试图引导资源和人口向中小城市去分布，在制度上，我们也总是试图通过户籍等制度来减缓劳动力向大城市的集中，这些政策的影响，我们后文再详细地讨论。

第 58 页 · 位置 559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后说他要出去看看，他跑到美国去一看，看到美国的城乡和区域间平衡比我们中国做得好。世界银行作过研究，考察世界上这些国家都是如何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的。他们的基本结论可以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所有实现了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第二句话是，凡是通过经济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去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

第 58 页 · 位置 572

发达国家走过的是一个区域间差距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间差距的“倒U形”曲线关系（见图2—3）。

第 62 页 · 位置 614

自由移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卓玛”可以进城务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乡的“卓玛”们可以继续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获将大幅度提高。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扣除物价差异、流动的经济和心理成本后），不同地方的人口规模才会相对稳定下来。

第 62 页 · 位置 621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企业和人就走了，这就意味着，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

第 64 页 · 位置 636

中国的政府和民众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由于经济高度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导致的。这是错的。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

第 65 页 · 位置 648

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当然需要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因为其人均GDP是GDP与人口之比，要提高人均GDP，可以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给其增加投入，但是，如果欠发达地区受制于一些地理与自然的因素不适宜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更适宜于发展农业、矿业和旅游业这样的产业的话，那么，要让其致富，关键的措施就是减少人口，给钱还是次要的。

第 65 页 · 位置 653

但是，城市间的收入均等化不仅要考虑名义收入，更重要的是扣除物价水平差异之后的实际收入均等化，因为只有实际收入才真正影响到人的生活水平。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更高，这就抵消了一部分的名义收入。如果以实际收入来衡量，那么，城市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就会大幅度下降。

第 66 页 · 位置 664

欧盟扩张的结果就是，随着相对收入较低的边缘国家的加入，如果把包括新成员国的“新欧盟”与扩张之前的“老欧盟”相比，新欧盟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反而更大了。东扩之后的“新欧盟”内部发展差距大，这不是欧盟东扩的错，而是因为欧盟不是美国，在欧盟内部不能做到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

第 67 页 · 位置 681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东京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会议上，项目负责人吉尔（IndermitGill）总结道，城市发展的问题核心是解决“3M”问题，即分别用Time、Grime和Crime三个词表示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其规模经济收益，而“3M”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城市发展的政策就是应该不断地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改进来降低“3M”，释放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

第 72 页 · 位置 756

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要素是土地，土地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所以一旦土地决定了农产品的增长极限的时候，要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减少农业人口，这在卓玛与松茸的故事里也讲过。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却可以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创造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很高，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没有差别的原因，

第 75 页 · 位置 810

在全国范围内，城市规划过于超前，城市面积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确是普遍现象，但是，这样的现象在中西部省份确实更为严重。

第 80 页 · 位置 884

关于区域发展，为什么浙江会出现专业化生产，为什么要在浙江生产再运到新疆去出口到俄罗斯？这个问题朱玲老师在她的文章“新疆印象之一：活跃的口岸贸易”里提供了答案。朱老师问了当地人，当地人说我们开过类似企业，但是我们当地生产出来的鞋子和在浙江生产出来再长途运输到新疆的相比还要每双贵一块钱，这就体现出了经济集聚在浙江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

第 80 页 · 位置 887

我们再来讲要素流动。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中，土地是不流动的，这是自然属性；高技能劳动力流向他们充裕的地方；资本流向它们稀缺的地方。中间这句话最好理解，跟有知识的人在一起就可以享受他的外部性，自己也更有知识了，这就是大学生扎堆的现象。我们下面详细解释一下第一句话和第三句话。

先说土地。土地在自然属性上是不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可以流动的，我一直主张，建设用地指标要跨区域配置，现在在实践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可跨地区流转的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允许他把老家的宅基地复耕成农业用地，与此同时，允许他把这个宅基地对应面积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带到他工作的城市去，允许这个“人口流入地”把郊区的农地变成工商业和住宅用地？ 经济学里面缺资本和不缺资本的标准是谁的投资回报高，而不是谁的资本数量少。 资本往美国流，因为美国投资回报最高，所以美国最缺资本。同样的道理，中国哪里缺资本？总体上仍然是资本回报最高的东部。

第 82 页 · 位置 919

东京人口密度可以达到世界最高之一，是因为它能够把拥挤、污染和犯罪水平都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而拥挤、污染和犯罪就是《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讲到的三个M——Time、Grime、Crime。只要把这三个M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从而不断地壮大。

第 83 页 · 位置 923

中国城市发展也相应的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在城市出现城市病的时候，是应该去治病呢，还是应该通过减少人口让城市病不要出现呢？如果你相信全球城市发展经验，那么，城市有病，政府去治病就行了：交通拥挤，你发展地铁；环境污染，你改变产业结构；犯罪率提高，你促进社会和谐。不能说城市有病，就把城市人口规模管住。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因为这样会使城市没有了经济增长，因此也没有竞争力了。

第 85 页 · 位置 964

区域发展政策角度来讲，帮助中国内地发展，未来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是在内地建设公路、铁路，把有竞争力的产品运送出来；另一个措施是因地制宜地建设小型机场，把需要旅游的人运进去。

第 86 页 · 位置 966

绝大多数产品要靠海运，但是也有例外。一个是芯片——芯片体积小、附加值高，所以可以在内地生产，用航空运输。另一个例外是软件——可以用网络运输，所以也可以在内地进行研发和生产。为大企业提供线上客服的呼叫中心只需要接打电话，更可以往内地迁移。还有近年兴起的大数据产业，放服务器既占地方又耗电，也不一定要放在沿海地区。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第 88 页 · 位置 993

你同意一个国家的政策追求下面三个目标吗？你怎么理解这三个目标？第一，国家的统一。第二，经济效率的提高。第三，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

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是不可能的。我把这种内在的冲突称为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而如果要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就必须改变“平衡”的定义，将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而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不需要大规模地采取行政控制的手段来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 第 91 页 · 位置 1042

高收入、好的公共服务，伴随着相对严重的“城市病”和高房价，其实恰恰是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表现。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 第 96 页 · 位置 1117

如果按照人往高处走的规律，未来像河南这样的中部地区，人口还将继续向东南地区的都市圈迁移，相比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集聚过程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 第 97 页 · 位置 1127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在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向中西部配置。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人们严重混淆了规模的平衡（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和人均的平衡两个概念，认为只有把经济资源往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移动，才能实现平衡发展。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 第 104 页 · 位置 1187

不仅企业平均的TFP出现了恶化，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也出现了恶化。举例来说，如果有A、B两家企业，A比B的效率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下，由于A的效率高，A的规模会长大，B的规模会缩小，一直到这两个企业的效率一样为止。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第 112 页 · 位置 1280

当然，中国和美国发展阶段不一样，对于中国的欠发达地区，急需的未必是互联网和宽带通讯，道路和机场的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要把当地“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的货物和资源运出来，同时，能把去旅游的人运进去。

第 113 页 · 位置 1306

除了对于最基本的人性的尊重之外，我时常觉得，当前中国对很多公共政策的思考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再过10年，中国就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发达是物质层面的，价值观才是文明层面的。我们应该经常问问自己，我们的很多政策取向是否跟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该具备的价值观相符？我们是否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接受一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第 129 页 · 位置 1540

如果允许宅基地的买卖，就会有资本下乡去改变农村面貌和居住环境。政府要做的，是对农村地区的规划，包括农村建设用地的规划，并且做好宅基地交易的机制设计，让农民能够得到适当的补偿。一味禁止宅基地的交易，解决不了问题。特别是在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仅允许农民将宅基地转让给同村居民，这毫无意义。

第 132 页 · 位置 1578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也有他们面临的激励机制的困境。如果政府管理模式一味强调地方的GDP总量增长，那么人口流出当然会对地方官员产生压力。中国早就该放弃GDP指标的考核，即使不完全放弃也应该尽早作出调整，应该从GDP总量增长的考核转变为人均GDP的考核。

第 133 页 · 位置 1594

在劳动者技能不断提高中出现的劳动成本上升，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产业升级，是我说的“好的”产业升级。与此相对的是“坏的”产业升级，是在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利率低估）之下的产业升级。

第 135 页 · 位置 1626

事实上，不管是东部由于房价推动的工资上涨，还是中西部由最低工资抬升的工资上涨，都使得工资的上涨偏离劳动生产率，从而不利于企业保持竞争力。说得再具体一些，在我调研的一些产业和企业，并没有出现产品的升级换代，而只是生产方式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了。

第 136 页 · 位置 1629

简单地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来实现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在投资推动下上升得比工资更快，企业还能够赢利，但其前提是，产品能够卖得出去。麻烦的是，如果生产成本上升了，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却没有同步提高，那么，企业的利润空间就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没有产品上的实际创新，产品需求一旦下滑，企业的生存就会出问题。

第 137 页 · 位置 1651

让我们再回到“劳动力短缺”。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劳动力短缺，不仅技术工人缺，普通工人也缺。让我来用农民工自己的语言表述一遍。有一次，我在中西部调研，问农民：“你们为什么不去沿海打工了，春节回来了就不再去了？”农民回答说：“现在沿海的工作，要么是待遇太差，要么是做不了。”

第 137 页 · 位置 1654

请允许我再用通俗的经济学语言把农民工的话提升一下。他们面临的就是我说的两种产业升级。一种情况是，企业面对劳动成本上升，用资本替代劳动，但他们用的人却没有变得更能干，劳动工资虽然上升了，却未见得比生活成本上升得快，所以，待遇还是太低。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可能只是少部分）企业真的升级了，甚至走上了国际市场，但他们雇佣的人戴眼镜、讲英文，农民工适应不了这样的岗位。

第 141 页 · 位置 1708

如果回头去看历史，“资本深化过度”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显著特征，而这条路带来的就是大量的资源错配，以及经济增长与人民福利的脱节。

第 142 页 · 位置 1719

讨论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中国，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产业同构。大多数省份都偏爱超前发展，将汽车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很多城市都在搞光谷和硅谷。国家一旦制定出一些战略性产业发展目录，各个地方都会一哄而上。结果呢？每一个地方发展的产业都高度雷同，同时，又往往是小规模的，在总量上是产能过剩的。

第 143 页 · 位置 1737

读者可能会问，难道地方政府不知道本地产业有可能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吗？是的，地方政府并不傻，他们可能的确是知道的。但是问题在于，对于传统的产业，市场上谁强谁弱已经非常清楚了，而一些新兴的产业就未必如此。比如说汽车和光伏，即便是在当前缺乏技术的地方，政府都会想，如果我现在不干就会坐失良机；如果干了，产业在成长过程当中，有可能通过学习来积累本地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也许就会成功。再加上地方政府一任期限只有短短几年，长期是否真的有竞争力的问题并非本届政府所关心。如果当前招商引资成功了，企业开工了，政绩就已经好看了。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在过去30多年的历史里一直存在，只是重复建设的产业从彩电升级成了汽车和光伏。

第 144 页 · 位置 1755

中央政府应该对欠发达地区加大公共服务和有回报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要让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过于依赖本地的经济发展和税收，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地方政府注重短期经济增长的冲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之间的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行为。

第 148 页 · 位置 1816

经济增长主要是个长期问题，既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地理如此重要，那么，其他经济政策可控制的变量是否可以缓解地理的劣势呢？我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投资变量（以师生比来度量）可以被政策所改变，并且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但这种正面影响仅仅在长期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也比短期和中期的系数更大。教育资源对城市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给每100个中小学生配备的老师数量增加1人，在长期内可以推动当地的年均经济增长上升1.07个百分点。

第 150 页 · 位置 1843

2011年3月12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RegionalDisparities：Gaponomics）一文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措施：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第 152 页 · 位置 1882

如果不铺平城市化这条路，不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那么，产业进一步升级，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外迁，早晚还是要进城的农民将只能从事那些机器不能替代的低技能工作。于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在城市里将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高技能劳动力可以获得参与全球竞争水平的收入，低技能劳动力只能在本地竞争中接受低工资。

第 154 页 · 位置 1904

如果在教育里限制外来人口的孩子上学，而他们的父母又是在城市里有就业需求的，那么结果就是，父母并没有走，走的是孩子们。这样的政策就是造成留守儿童，甚至导致留守儿童不断增加的原因。

下篇 大城之解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第 163 页 · 位置 2014

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如果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结果是小城市也发展不好。

第 164 页 · 位置 2034

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

第 167 页 · 位置 2076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被挤爆过。或者说，早在一个城市被挤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定的制度障碍，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也会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

第 168 页 · 位置 2096

中国城市服务业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常见的解释是两个：其一，在最近1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的低利率（名义贷款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之后的实际利率）政策降低了资本使用成本，鼓励了投资，相应的，使用资本更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部门）增长迅速，排挤了使用资本较少的服务业的增长；另一个因素是，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这也成为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和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

第 172 页 · 位置 2126

在上海就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图5—1（a）的模式类似浦西田子坊社区，而图5—1（b）类似浦东的联洋社区。我指导过一个复旦大学的本科生团队做过实地的调研。这两个地方房价非常接近，但是田子坊有高密度的服务业，而浦东联洋社区里服务业密度就很低。晚上，浦西田子坊的饭店往往要接待几轮客人，但是浦东联洋社区的饭店上座率基本只有80%。

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不同的是，中国的很多城市仍然醉心于打造“花园城市”。如果将“花园城市”理解为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将“花园城市”理解成了低密度和宽马路，特别是在新城建设中盲目追求宽马路、大广场和大的绿化带，这就错了。低密度和宽马路的模式适于开车，而不适于行走，这就导致马路两边的行人达不到服务业所需的“进门人口”。

第 178 页 · 位置 2208

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时，如果采取政策限制低技能者进入，这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在采取这样政策的城市也会出现低技能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怪现象。外卖骑手贵就是这个原因。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第 182 页 · 位置 2249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是人口密度越大的城市职工工资水平越高（参见图6—1）。读者可能会说，那当然了，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当然需要工资高了。可是，请你反过来想想，如果只是因为生活成本高，而没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为什么要付给职工更高的工资呢？

第 187 页 · 位置 2289

读者可能会问，城市人口是可以被科学预测的吗？坦率地说，很难，但是，真的是可以预测的。这里，我先介绍一个齐夫法则（Zipf’sLaw），根据这一法则，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

第 200 页 · 位置 2422

记者问我：“为什么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但企业却抱怨有订单，然而招不到人？”这个问题戳到了痛点。如果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应该带来失业率的上升才对，企业是不会招不到人的。解释上海的尴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劳动供给方受到了政策管制，结果，生产不是由需求决定的，而是由供给决定的，这时，经济增长的下滑和招不到人才可能同时出现。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第 203 页 · 位置 2453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顺便揶揄了一把东京的生活：“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

第 203 页 · 位置 2456

村上君还给这几句话加了一个带有经济学味道的注释：“以东京劳动者年收入的5倍可以买到的适当的新建独户住宅（面积100平方米），1970年位于距离市中心20公里的车站附近，到了泡沫经济全盛期的1990年远遁到了60公里处；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现在，恢复到了45公里处。”

第 206 页 · 位置 2496

常常被拿来说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公共服务的筹资体制是基于地方财政的，所以地方政府总觉得，教育啊，交通啊，都是我本地财政提供的，如果你不是我本地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公共服务平等地提供给你呢？当我把这个逻辑说给我的欧洲同事听的时候，他们觉得这很荒谬！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难道这些移民在大城市没有创造价值，没有给政府的税收作贡献么？

第 206 页 · 位置 2507

如果在一国内部，移民不自由，就会出现本书第一章里说到的问题，即国家内部的地区间收入差距问题。而不管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还是通过帮欠发达地区还债的方式，发达地区都需要负起相应的责任。读者可能会问，发达地区为什么要负起这个责任？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这是统一国家的必需，而且，发达地区恰恰是因为处于一个统一国家和统一货币区的内部，享受了统一市场的好处，获得了来自欠发达地区不断流入的劳动力资源，并且恰恰因为自身是这个国家统一货币区的一部分而成了金融中心。

第 208 页 · 位置 2525

回头看看城市已往的人口规划是件很幽默的事。1983年出台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要把北京市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但仅仅3年后的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便已达1000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382万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61万……

第 210 页 · 位置 2568

首先，城市的容纳能力有没有物理上的极限？当然有，城市的大气、土地都有自然的极限。不过，讨论城市在物理意义上的人口极限，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原因在于，在城市规模的物理极限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

第 213 页 · 位置 2605

2013年，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到2020年，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量预期为2650万左右”。这个规划没有再使用将人口“控制在”某个数字的表述，这才是进步，值得那些想着要动用政府力量将人口控制在某个数字之内的人们好好去想想。

第 215 页 · 位置 2632

在大城市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城市的扩容来引入更为年轻的人口以此缓解人口老龄化趋势，才不至于让未来的老年人老无所养。

第 227 页 · 位置 2819

那么，当农民事实上已经大规模地跨省流动起来，而建设用地指标却仍然禁止跨省再配置的结果是什么呢？有些今天看起来非常不科学的现象就出现了。大家如果到全国各地去调研，可以去看看一些沿海城市在干什么。比如说，我在大连和浙江一些沿海的城市调研，那里在大面积地填海造地。注意，当地不是没有地了，而是明明有地，却没有建设用地指标了，于是填海造地，一个相应的结果是我们国家岛屿的面积在急剧减少，这真是太可惜了，地方政府根本就没看到一些小岛未来的经济和生态价值。然后，再来看看内地省份的一些工业园，工业园和新城遍地开花，却没有足够的企业和人口，工业园大量的土地和厂房闲置。人口净流出的农村地区大量住房出现空置，而目前的政策仍然仅允许同村内部进行宅基地交易，在人口流出地是没有同村内部的宅基地交易需求的，为什么不能允许已经事实上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将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实际上就是建设用地的指标）带到自己常住的城市去

第 232 页 · 位置 2890

如果要清楚什么因素构成宜居性，那么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人性”。换言之，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宜居。

第 232 页 · 位置 2891

追求物质富足仍然是人性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对自然环境、安全、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公共治理的追求。根据对于人性的这一理解，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城市宜居指数分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环境友好和可持续性、国内安全和稳定、生活质量和多样性、好的治理和有效的领导五个大类，每个大类有3—5个分项，每个分项下又有若干指标（参见表7—2）。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第 237 页 · 位置 2962

农民工将青春贡献给了城市，换来的是时不时被拖欠的工资，其中一部分人带着不健康的身体回到了故乡，这些现象的本质是在城市社会中的身份歧视。

第 238 页 · 位置 2971

我总觉得，在中国，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实在是太急太草率。因此我想来个“小题大做”，就以针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为例，说说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效率和公平原则。

第 241 页 · 位置 3017

给定城市的用地规划和住房供给之后，不同的劳动力和不同的产业将产生“竞租”行为，谁付的租金（价格）高，谁就留下来，不愿意付的就离开。这样的供给需求决定价格的机制是塑造城市产业结构的最优机制。

第 245 页 · 位置 3080

通俗来说，限制外来人口在本地安居乐业，他们就将减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结果，从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受损了。

第 251 页 · 位置 3170

在教育程度方面，主要还不是因为高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大，恰恰相反，较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之下，大学生创业并不普遍，而低教育水平的人却创业活跃，这就拉开了较低教育水平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带动了城市总体的收入差距。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第 261 页 · 位置 3289

在中国城市，往往是城市扩张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职住分离，结果加剧了拥堵，但这和人口增长还不是一回事。大量人口从市中心搬迁，既有人们出于改善居住的需要，也有城市规划在市中心大量兴建写字楼，挤出住宅空间的原因。结果人住到城郊了，但大量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却在市中心，这样，通勤的距离就被拉长了。

第 274 页 · 位置 3442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减排的目标主要是单位产出的污染物排放。之所以将减排目标设为单位GDP的排放，是因为环保不能以生活质量下降为代价。环保的根本目标还是提高生活质量，如果牺牲了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改善，这就事与愿违了。

第 275 页 · 位置 3461

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此基础上于2000年6月发出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各地方政府通过“撤乡建镇”、“县改市”、“地改市”等政策手段不断推进小城镇建设。

第 278 页 · 位置 3503

印度学者认为，贫民窟本质上反映的是住房需求大大超过住房供给的“住房短缺”现象。

第 280 页 · 位置 3534

限制买房，在其他国家只会针对“外国人”，不会针对“外地人”。限制外国人买房、就业是个政治问题，是要保护本国国民。而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对外地人实施更严格的住房限购，哪怕他其实已经是本地的常住人口，只是没有本地户籍，这样的政策实在是没道理。

第 282 页 · 位置 3555

如果城市存在问题，应该用征税的方式改变价格，这样的政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才能做到公平。同时，城市的房价和其他生活成本能够自然地起到限制人口进入的作用。

结语为了公共利益

第 285 页 · 位置 3591

对于地区间规模意义上“均匀发展”的过度追求，使得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困难重重，经济结构的扭曲日益严重。在金融市场上，利率曾经长期被严重低估，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利率却没有适当地上调，在通胀较高的时期，实际利率甚至是负的。低利率鼓励了投资，导致了使用资本较多的工业比重相对服务业比重过高、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过高、经济发展推动就业增长和城市人口增长的能力不足，而这些结构扭曲现象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生产结构的资本密集化又进一步抑制了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提高，由于大量普通家庭严重依赖于劳动收入来支撑消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又抑制了消费的提升。低利率还刺激了房贷，助推了房价，相应地抑制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同时，低估的利率实际上形成了对于能够大量获得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补贴，而由此造成的低效率也是在欠发达地区更为严重。

第 286 页 · 位置 3616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建立在国家间竞争的基础上，而本质上，国家间竞争其实就是以少数大都市为核心的都市圈的竞争。从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有两个因素对于国家的竞争力特别重要，一个是技术创新能力，另一个是市场规模。前者必须依赖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较大的市场规模则可以分摊创新的固定投入，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使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在普通消费品（如数码产品）上，市场规模可以借助国际贸易来拓展，但对于发展某些战略性产业（如航空航天产业、高铁及大飞机产业）和国际可贸易性较差的产业（如文化产业），则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非常重要。

第 289 页 · 位置 3663

一些发达地区的民众的思维方式是，外来劳动力来打工可以，但要定居并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不行，因为这被认为会摊薄本地居民的福利。但是，请读者往深里想想，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地跨地区流动，当地政府就需要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需要加大投资，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需要大量转移支付，需要借债，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需要用发达地区收来的税去补贴欠发达地区。此外，由地方政府债务所内生出来的潜在通货膨胀风险也需要所有人共同负担。因此，发达地区还是要承担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代价，只不过这种代价并不是那么直接能够看到，而我必须将这其中的道理讲清楚。

第 291 页 · 位置 3681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利率改革对于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意义。只有引入更多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让利率恢复到市场供求决定的水平，才能够起到淘汰低效率部门的作用，让市场上真正高效率的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支持。同时，也只有市场竞争才能迫使银行机构摆脱对于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高利差的依赖，改变存款者补贴贷款者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