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和标注：

作者：詹姆斯·苏兹曼

序言 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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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认为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问题，也被称为稀缺性问题。他的理论认为人是被贪婪的欲望所诅咒的理性动物，但由于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我们有无限的需求，而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一观点是经济学的核心，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分配稀缺资源来满足需求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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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像朱/霍安西这样的狩猎采集部落，其成员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非但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恰恰相反，这些部落的人往往营养良好，甚至比大多数农业社会的人寿命还长，而且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过15个小时，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休息和休闲。我们还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经常储存食物，不关心积累财富或地位，几乎只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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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30万年的智人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95%以上的时间里都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源稀缺性问题折射出的人性以及关于工作态度的假设都植根于农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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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的祖先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关注资源稀缺性。这就提醒我们，工作的内涵不应该局限于努力解决经济问题。我们经常把各种有目的的活动都描述为工作，比如建立人际关系、健身甚至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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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从事的工作比我们的祖先狩猎采集重要得多呢？为什么在一个空前富足的时代，我们仍然对稀缺性如此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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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其实类似古代农民与牛、马等役畜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今天对于自动化的焦虑，其实类似古代佃农们对新技术的焦虑。

第一部分 工作的起源

第一章 活着就是为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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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确信生命和熵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在他之前，包括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在内的很多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人类与河马等生物体都是热力学引擎，因为它们像蒸汽机一样，也需要获取食物、空气和水等“燃料”，而在做功过程中，或者说在工作过程中，它们也把其中一些“燃料”转化为能量，随后这种能量消失在宇宙中。直到1943年，薛定谔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向听众做了一系列演讲之后，才循着这个想法得出了必然结论。一年之后，薛定谔的演讲被集结成册，即这本名为《生命是什么？》（WhatIsLife?）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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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认为，构成一个基因组的“一小组原子”[6]能够将数万亿个其他原子组织成毛发、肝脏、手指、眼球等，是非常神奇的，因为这些原子的行为明显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中几乎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趋于无序，而生命却不一样，因为它能把物质聚集在一起，然后非常精确地把它们组织成令人惊讶的复杂结构，收集自由能，从而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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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表面上看，生物体好像娴熟地、有机地违反了熵定律，但薛定谔认识到，如果真正违反熵定律，生物体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意味着生物体需要对宇宙中熵的总量做出贡献，而他的结论是，这种贡献方式就是通过寻找、捕获自由能，利用能量做功，产生热量，从而增加宇宙的熵。他还指出，有机体越大、越复杂，需要做的功就越多，这样才能生存、生长和繁殖下去。因此，与岩石等物体相比，生物体等复杂结构对宇宙中熵的贡献往往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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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地球生物的漫长历史时，一般遵循两个维度：一个是能量维度，即根据生物体获取能量的能力去描述，最早的能量来源是地热，然后是阳光、氧气以及其他生物体的肉；另一个是进化维度，即地球生命进化的方向是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能量消耗越来越多以及在物理学意义上做功越来越努力的生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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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所有生物都会做功，或者说都会劳作或工作，而我们地球的生物圈是数百万年间人类祖先经过辛苦劳作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一棵树、一条墨鱼或一匹斑马所做的工作，与我们在人工智能前沿所做的工作有什么区别？

第二章 闲散的手和忙碌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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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解释了择偶（即性选择）如何刺激各种奇葩的次要特征的形成，比如孔雀尾羽上面的眼斑或一些动物头上巨大的角。这些纯粹是为了展现令异性无法抗拒的魅力。他认为，如果自然选择是“为生存而斗争”，那么性选择就是“为配偶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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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进化过程会诱导有机体获取和消耗能量，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使自己富有吸引力，前者要求追求效率和控制能量消耗，后者则倾向于鼓励浪费能量和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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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及其同事认为，一些需要消耗更多能量的进化特征（比如孔雀庞大的尾羽）同生存和繁殖的关系可能没有人们起初所想的那么密切。其他一些物种的行为表明，在某些特征的进化过程中，消耗能量的需求或许与捕捉能量的需求同样重要，比如，非洲南部的黑面织布鸟竟然会反复建造和破坏自己的巢穴。

如果说寻找能量是织布鸟最重要的任务，那么它们找个合适的地方建造一两个高质量的巢就足够了，而不用耗费大量的能量去重复建造几十个，然后又多此一举毁掉它们。如果筑造大量鸟巢是一个健康指标，那么它们为什么又会不厌其烦地毁掉它们呢？

霍安西部落另一位观察者斯普林甘（Springaan）表达了一个更有趣的观点。他推测织布鸟就像他的妻子一样。他的妻子无法忍受无所事事的状态。

对织布鸟如此挥霍能量去筑巢的最终解释很可能是，如同我们一样，当它们能量富余时，也会按照熵定律去做一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工作，以便把富余的能量消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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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错综复杂、世代重叠的群居物种里面，个体之间协同工作，以保证自身的能量和繁殖需求。个体通常做不同的工作，有时甚至为了团队利益而牺牲自我。我们将这类物种描述为“真社会性”（eusocial），而不仅仅是“社会性”（social）。“eu”这个前缀来自希腊语“”，意思是“真正的、完全的”，用于突显这些群居物种明显的利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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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像“适者生存”这样遭到滥用并误导思想的词语。如今，“适者生存”被反复引用，为企业兼并、种族灭绝、殖民战争等事件辩护。虽然斯宾塞认为人类在动物世界中占据着顶端的位置，但他创造这句名言的初衷并不是说最强大、最聪明和最努力的生物体注定要成功，而是说那些在缓慢进化过程中能够做出最佳调整，适应某个特定环境的生物体将会茁壮成长，那些自我调整能力差、不太适应环境的生物体将会处于弱势。因此，对斯宾塞而言，跳蚤寄生在狮子耳朵上、牛羚在狮子面前吃草、狮子在没有任何愧疚的心理负担下咬烂牛羚的喉咙……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适应周围环境，而它们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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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忙于筑巢的织布鸟给我们的提醒一样，尽管寻求能量的成败往往能够塑造多个物种的进化轨迹，但动物的很多特征和行为是难以解释的，这些特征和行为很可能归因于季节性过度丰富的能量，而非归因于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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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路或许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人类——最善于挥霍能量的物种——还要如此努力地工作。

第三章 工具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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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布鸟和白蚁都不算特别有目的性的生物，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它们虽然能够筑巢或修建空气流通良好的大型蚁穴，但在着手之际都不可能具有清晰的愿景，不知道自己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对于很多物种而言，要将其行为的“目的性”与“合目的性”区别开来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们能够有意将周围的物体改造成工具，然后利用这些工具完成各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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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现在获取的大部分能量，除了用于维持体能和繁衍后代之外，都消耗在使用工具来改变和改造周围世界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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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一书的粉丝，米勒相信薛定谔对生命的定义遗漏了一些重要东西。米勒坚持认为，生物体为了消耗自由能，必须先找到自由能，而要找到自由能，则必须有能力获取和解读与周围世界有关的信息，然后遴选有用信息，并采取应对措施。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在生物体获取的能量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借助感官寻找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处理，以便发现和获取更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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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耐力狩猎很简单，需要先找到一个合适的猎物，最理想的是一个头上长着沉重的角的动物，然后坚持不懈地追逐它，不给它休息、喝水或降低体温的机会，直到最后把猎物累得脱水，体温过高，神志不清，瘫倒在地，一动不动，任由猎人靠近甚至取走性命。

第四章 火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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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火能帮助曾经以素食为主的原始人类从动物身上汲取大量营养，并进化出容量更大的大脑，那么它几乎肯定也有助于塑造我们现代生理学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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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大多数大型灵长类动物每天要花8到10个小时觅食和进食，这相当于每周工作56到70个小时。咀嚼、消化和处理树叶、木髓、根茎既耗时又耗能，它们把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睡觉和慵懒地梳理彼此的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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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休闲时间是促进我们语言能力进化的压力之一。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是灵长类动物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提出的“闲聊和理毛假说”，认为我们看到灵长类动物之间会相互梳理毛发，以找出隐藏在毛发里面的寄生虫，这种富含感情的相互理毛行为促进了语言进化，语言技能就是“语音理毛”的一种形式，使原始人可以接触和安抚与自己存在一定距离的人，而且每次可以安抚不止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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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祖先用火满足一些能量需求之后，空闲时间便增加了，促进了语言能力的进化，这样一来，他们就朝着创建新世界迈出了第一步，在这个新世界中，一个身体强壮的人有时会输给一个语言能力强的、富有魅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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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的一些著作复杂难懂，他用于诠释文化的“结构主义”理论也是如此。这个理论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即构成一种文化的个人信仰、规范和实践本身是毫无意义的，但如果将其视为一组关系的一部分，则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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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对更多的民族志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使他相信，如同声音具有武断性一样，我们的文化规范、符号和实践也是武断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文化中代表礼貌的手势（比如用“吻面礼”来问候一个陌生人），到了另一种文化中可能被视为无礼之举，而再到第三种文化中则完全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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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给我们祖先创造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之后，也催生了一个对立的概念，即“工作”，从而促使人类远离了在森林里狩猎采集的生活，转而走进了厂房。

第二部分 低欲望的原始生活

第五章 富足的原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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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人类学家研究了20世纪不同地域依然从事狩猎采集的部落之后得出的数据，不难发现，虽然工作在今天的人类生活中占据着神圣地位，但在人类历史的95%以上的时段内，工作的地位都没有这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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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计算出，从事狩猎采集的成年人每周觅食时间平均略多于17个小时，此外，每周花费约20个小时从事做饭、捡柴火、搭建住所以及制作或维修工具等活动，而美国上班族每周耗费在工作场所、上班途中和家中琐事上面的时间则是朱/霍安西部落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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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者之所以比其他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满足迫切的物质需求，而没有被一大堆令人不得安宁的欲望所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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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林斯指出：“欲望很容易得到满足，要么增加生产，要么减少渴望。”[12]他认为狩猎采集者之所以实现了这一目标，是因为他们的欲望低，因此，按照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比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更富有，因为尽管这些银行家拥有的房产、船只、汽车和手表多到不知道如何才能用完，却一直欲壑难填，贪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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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林斯的结论是，在许多狩猎采集部落中，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并非资源稀缺，甚至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可能都是这样，因此，至少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基本的经济问题”并不构成我们人类永恒的斗争之源。

第六章 非洲森林里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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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社会特有的“资源共享型经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延伸。他们认为，自然环境与他们共享食物，同样，他们也与别人共享食物和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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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伯恩认为，哈扎比部落的经济形态属于“即时回报型”。[4]他把这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延迟回报型”经济形态进行了对比。他指出，在“延迟回报型”经济形态中，劳动往往是为了获取未来的回报，这一事实不仅是朱/霍安西部落和班布蒂人等小型狩猎采集社会与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的区别，也是这些小型狩猎采集社会与大规模复杂的狩猎采集社会的区别（比如，在美洲西北部濒临太平洋的海岸地带，临近海域盛产鲑鱼，就形成了这种大规模的狩猎采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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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他感兴趣的现象是，所有“即时回报型”社会都摒弃了等级制度，没有酋长、领袖或权威机构，不能容忍成员之间存在任何显著的物质财富差异。他得出的一个结论认为，狩猎采集者对待工作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自然环境慷慨程度的信心（即是否相信未来自然环境仍旧慷慨地赐予自己食物），还取决于确保粮食等资源得到平均分配的社会规范和习俗。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凌驾于他人之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按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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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世界里，支配赠予和接受的社会规则与他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规则截然相反，显然没有人认为直接向别人索要东西是不礼貌的，但如果这种索要遭到了拒绝，则会被原住民视为非常粗鲁的举动，还会被视为自私之举而遭到强烈谴责，甚至可能引发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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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社会里，食物和物品是根据接受者的索取实现再分配的，而不是根据赠予者的主动奉献来实现再分配的。或许只有在狩猎采集经济中，“按需共享”才是物资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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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霍安西部落还有一套比较正式的馈赠制度，比如珠宝、服装或乐器等物品的馈赠。馈赠活动都会按照不同的规则开展。这些活动将人们束缚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网络中，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乐队或家族团体对其成员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馈赠体系下，没有人会把自己收到的礼物保存太久。真正重要的不是礼物，而是赠予的行为。这个馈赠体系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人们收到的任何礼物很快就会被转赠给其他人，而这些人又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将它转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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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当猎人把肉带回营地时，他们既不能期待赞扬，也不会得到赞扬。相反，他们预料到自己虽然付出了努力去打猎，却依然会遭到嘲笑。那些从中分得一份肉的人非但不会赞扬猎人，反而会抱怨说他们的猎物瘦得可怜，或者说，无论猎人带回来的肉多么好，其他人都会抱怨数量不够，分不过来。对猎人而言，当他展示猎物时，要近乎表现出歉意，并且对自己的成就永远保持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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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别善于雄辩的朱/霍安西部落男子向理查德·鲍谢伊·李解释说：“如果一个年轻人带回了很多肉，他或许认为自己是一个首领或一个伟人，将其余的人视为他的仆人或下级。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所以，我们总是说他的肉毫无价值，这使他的心冷静下来，使他变得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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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周内，人们就能捕获到大量鲑鱼，然后保存起来，足以吃到第二年。正是这种丰富的食物来源使他们能够放弃朱/霍安西部落等狩猎采集社会简朴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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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隆冬时节，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缓了下来。除了偶尔狩猎或为补充柴火而进行探险之外，人们大量的时间都是挤在炉火旁度过的。不安分的大脑是不会无所事事的。这时，人们会从事娱乐活动，也会被故事、仪式、歌曲和萨满教等分散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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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剧烈的季节变化，欧洲、亚洲的狩猎采集者偶尔会储存食物，调整工作时间，这意味着人类朝着注重长期、注重未来的工作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

第三部分 在田间辛苦劳作

第八章 宴会和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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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却痛苦的生命是否好于短暂却快乐的生命呢？这一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便如此，预期寿命仍然是衡量物质财富和身体健康的一个粗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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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齿轮开始转动之前，在重大的医学进步开始产生影响之前，农耕根本没有延长普通人的寿命，而且事实上，与朱/霍安西部落这种在偏僻之地狩猎采集的部落相比，农耕的出现还缩短了很多地区的人口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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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民面临的另一个关键的环境挑战是，同一块土地不能年复一年地带来稳定收成。对于那些在冲积平原耕作的幸运者而言，洪水会周期性地冲刷过来，带来新的表层土壤，给农耕创造诸多便利。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持续发展面临多重挑战，教训惨痛。为了应对挑战，他们只能迁移到尚未被开发的新地方。这就加快了农业在欧洲、印度和东南亚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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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的永恒规则是，一个物体结构越复杂，建立和维护它所需的工作就越多。这不仅适用于我们的身体，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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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人类历史的轨迹是由那些产量最高、生产力最高、能量最丰富的农业社会形成的，那么为什么这些社会的人要比狩猎采集者还要辛苦得多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如同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样，他也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先驱之一。他试图理解为什么在17世纪的英国，尽管粮食生产取得了进步，贫困却依然存在。

人口增长是几何式或指数式的，大约每25年翻一番（他的这种算法是错误的），而粮食产量增长却是算术式的，由于这种不平衡，每当农业生产力提高，增加了粮食总供给，人口数量实现了更大幅度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必须创造更多的粮食去喂养这些人口，结果是人均盈余很快就消失了。

他认为，土地是限制粮食产量的最终因素，并注意到在农业领域，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会迅速衰减，因为同一片土地曾经很容易被一个人管理好，如今交给10个人去管理，非但不会使这片土地变得更有生产力，反而会使每一位耕种者的收益份额越来越少。

人口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最终是自我调节的，只要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力，饥荒或其他形式的崩溃很快就会出现，迫使出生率受到控制，人口减少到一个更容易控制的水平。

马尔萨斯从根本上低估了化石燃料时代粮食生产的增速（这种增速完全可以跟上全球人口的增速），也没有预见到工业社会中出生率稳步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几乎在他发表《人口论》之后就开始了）。对于这两点，没有人会怀疑。

尽管如此，他提出的“人口增长吞噬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好处”的论断，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这个时期从人们开始生产食物并产生盈余开始，一直延伸到工业革命。

每当一个社会的农业或经济产出的提高由于人口增长而被稀释时，现在习惯上将其描述为“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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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指出了农业社会人口必须努力工作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农民如此热衷于生育的原因在于不受控制的原始欲望。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农民都非常清楚，他们工作有多努力，一年下来的收成就有多好。他们想要确保收成足够多以及牲畜健康，但有很多变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比如干旱、洪水和疾病，也有很多变量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限制重大的、现实的风险的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做大量工作。但问题是几乎没有多余的劳动力，于是，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明确的办法就是生育。但是在热衷生育的过程中，他们也在“马尔萨斯陷阱”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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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农民几乎别无选择，要么挨饿，要么夺取邻居的土地，或者开垦新土地。亚洲、欧洲和非洲农业迅速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农民选择了最后一种。

第九章 “时间就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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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者在工作中获得的即时回报，与做汉堡的快餐厨师或股票经纪人所获得的报酬存在两个关键区别。第一，狩猎采集者可以立即享受他们的劳动回报，比如吃一顿饱饭或给他人带来食物，而仓库的包装工人获得的回报则不是即时的，而是一种未来前景，表现形式就是未来可以用于交换有用物品或偿还债务的货币。第二点是虽然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偶尔匮乏，但时间一直是充足的，所以它的价值从来没有与“稀缺性”挂钩。换句话说，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虽然时间不能当钱花，不能用于做预算，不能积累或节省，虽然机会或能量会被浪费，但时间本身是不会被浪费的，充足的时间也是他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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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农闲时期之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迫切需要完成的农活，农民必须按时完成，不然后果往往比狩猎采集者面临的后果还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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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向农业过渡最深远的遗产之一是改变了人们体验和理解时间的方式。

狩猎采集者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或不久的未来。他们饿了就出去狩猎或采集，当附近的取水点干涸时，或者当距离近的食物来源需要时间恢复时，就迁徙营地。

虽然环境发生变化，而且每个季节都与前一个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总是在可预见的变化范围之内，他们总是对周围世界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抱有信心。

但要生产粮食却不同，因为你必须同时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农场上的几乎每一项任务都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未来的目标或管理未来的风险。

第 184 页 · 位置 2923

富兰克林根据对这些印第安人邻居的观察，说“我们辛苦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是低下的和卑贱的”，并指出当他和他的殖民地同胞沦为“无限的人为需求”的人质时，这些需求往往难以满足，但印第安人“只有很少欲望，如果打猎和钓鱼可以被称为劳动的话，那么所有这些需求都很容易被自然的产物以及很少的劳动去满足”。因此，富兰克林不无羡慕地注意到，与殖民者相比，印第安人享有“充足的休闲时间”

第 185 页 · 位置 2946

这些证据表明，虽然钱主要用作保值和交换媒介，但它并非起源于以物易物，而是起源于一种信贷和债务安排过程，这个过程的一方是亲自耕种土地的农民，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投入劳动力之后，等着土地带给他们回报，另一方则不参与耕种土地，只是依靠农民生产的粮食盈余生存。

第 186 页 · 位置 2957

农民的生活受农业日历的约束，以夏末的收成作为基础，维持全年的生活。因此，在前一年里，当农民从啤酒酿造者、商人或寺庙官员那里获得贷款时，农民其实只是把土地欠自己的债务转移给了这些债权人。农业活动几乎都是建立在延迟回报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其他所有人都是在信用的基础上运作的，只有在收成好的时候，债务才会暂时得到偿还。

第 186 页 · 位置 2960

狩猎采集活动是即时回报型的经济形态，狩猎采集者将人际关系视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延伸，大自然同他们分享食物，他们就与别人分享食物。但农业活动是延迟回报型的经济形态，农民将人际关系视为人与土地关系的一种延伸，土地需要他们付出劳动，他们也不会无偿同别人分享食物，而是要求别人支付一定成本。

第 187 页 · 位置 2970

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价值最终是由市场来分配的，而供给和需求只是在某些时候才与劳动的努力程度完全相符。

因此，在他看来，弓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并不是取决于制造过程耗费了多少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买家为了获得它而愿意付出多少劳动量。

在劳动价值论的其他诸多版本中，最著名的两个版本来自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以及卡尔·马克思。

李嘉图的版本是对富兰克林版本的进一步深入阐释，认为任何一件物品的劳动价值都需要包含制造它所需的全部努力。这意味着必须考虑到获取原材料、制作相关工具、学习相关技能以及实际制造过程所需的劳动量。

第 188 页 · 位置 2992

马克思主义当时还起到了一个不同的作用。他不仅把劳动量重新确立为公正的价值衡量指标，还用自己的价值法则证明了资本家如何在自己的工厂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而获得利润，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他还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脱离其“使用价值”。所谓“使用价值”，指一个产品，比如一双鞋，能够满足人类哪些基本需求。

第十章 早期机器工业与工人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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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笛卡儿的想法，动物世界就像一个充斥着大量索尼AIBO犬的世界，只不过这些机器人外表包装着不同的、有机的肉体。当然，笛卡儿并不是第一个这么认为的哲学家。动物是“生物自动机”（biologicalautomata）的观点呼应了之前的神学和哲学观点，即动物只是一种肉体存在，唯有人类的肉体是由灵魂驱动的。

第 208 页 · 位置 3297

罗马的统治者想方设法地分散公民的注意力，罗马各行各业的“社团”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它们的行当不受奴隶的影响，这都提醒我们人类工作史上的下一次大转变，即在最初拥抱农业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大城市和城镇，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无须集中精力获取自己生存所需的能源，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

第四部分 城市化的人类

第十一章 明亮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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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要出现城市革命，农业生产力必须先越过一个关键门槛，此后农民能够持续产生足够多的粮食盈余去养活官僚、艺术家、政治家和其他人。

第 221 页 · 位置 3489

当人们聚集在城市时，出现了无数的职业，其中有两类全新的工作尤为重要。第一类是发明文字之后催生的一系列新职业，第二类是商人阶层的崛起，这些商人控制了从农村采购的能源和其他资源，然后在城市中进行分配和供应，导致他们的影响力日益增长。

第 222 页 · 位置 3510

虽然人类以书写符号的形式去忠实表达想说的话和复杂想法的能力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方式，但一个无争的事实在于，如果没有这种书写符号，我们不仅会失去很多历史、哲学和诗歌，还会失去开发复杂抽象模型所必需的工具。正是这些工具才使人类有可能在数学、科学和工程上取得一些最重要的发现。

第 223 页 · 位置 3519

毫无疑问，正是得益于文字的发明，才出现了正式的货币，才能完成复杂的会计工作，建立金融和银行机构，以及使人们积累财富（文字发明之前，财富通常仅以账本形式存在）。这样来看，文字就改变了商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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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物质安全不是基于粮食、能源或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而是基于控制这些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第十二章 无穷欲望的弊端

第 226 页 · 位置 3557

从塔迪斯在哈瓦那贫民区居住的棚屋到温得和克市中心，每当早、晚高峰时段，破旧的出租车拥堵不堪，混乱无序，如果你避开这个时候，那么这段路只需要25分钟车程。你首先会穿过两个古老的镇子，那是黑人和“混血者”在种族隔离期间被强制要求生活的地方。接着，你会穿越温得和克的中产阶级居住的西北郊区。然后，你终于来到了被打理得非常漂亮的市中心。在那里，你可以登上希尔顿酒店的顶楼露台，眺望宏大的购物中心、餐馆、安装着空调的高层办公楼，就连远处哈瓦那贫民窟升起的袅袅炊烟也清晰可见。

第 227 页 · 位置 3576

只要人们聚居在城市，一种不同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的稀缺性就会塑造他们的欲望。这种稀缺性会激发渴望、嫉妒和欲望，这不是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稀缺性”，而是攀比之中产生的“相对稀缺性”。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相对稀缺性”是长时间工作、攀登社会阶梯和攀比的内在驱动力。

第 228 页 · 位置 3603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即便不平等不是人类本性的残酷组成部分，但它与人畜共患疾病、专制和战争一样，很可能是我们采用农业模式带来的直接后果。他们推论说，一旦人们有了大量的粮食盈余来囤积、交换或分配，人性中更悲惨的恶魔就会掌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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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小型农业定居点是否高度平等，从历史上看，世界大城市的生活一直都是不平等的，尽管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偶尔试图纠正这一点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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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说早期工业革命对职业或行业造成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导致一系列固有的有时甚至是古老的职业遭到淘汰，比如织布工和蹄铁匠，同时创造出了一些新职业，比如工程师、科学家、设计师、发明家、建筑师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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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工人们效力于按照当时标准来看最开明的雇主，比如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Arkwright），生活也很艰难。1771年至1792年，理查德·阿克赖特在英格兰北部建立了一系列纺织厂，沦为卢德叛乱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现在，他通常被视为工厂管理制度的发明者。在他的工厂里工作的人一周要轮班6次，每次13个小时，迟到的人要扣两天工资。他允许员工每年享有一周的年假（无薪），条件是休假期间不得离开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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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大多数工人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物质生活质量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他们第一次有些闲钱可以购买奢侈品，而直到前不久，这些奢侈品还只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专属，普通工人根本买不起。这标志着许多人开始将工作视为一种购买更多商品的手段。这样一来，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就实现了闭环。当代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依然靠这种循环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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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接下来的200年里，劳工运动以及之后的工会几乎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为其成员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多空闲时间上，而不是努力让其工作变得有趣或充实。

第十三章 人才之战真的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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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的一面看，泰勒认为，尽管他看不惯懒人，但效率一流的工人应该得到奖励。此外他还认为，大多数人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以及能购买更多产品。因此，他坚定地主张应该从高效率带来的利润中抽出来一部分，转变为更多的工资和更多的休假去激励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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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率先意识到，在现代，大多数人工作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制造具体的产品，只有工厂才会真正制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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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圣卢伯克（SaintLubbock）。他是最早热情倡导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保持良好平衡的人。他解释说：“工作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休息并不是无所事事，因为夏天的时候，有时躺在树下的草地上，听着潺潺的流水声，或者看着天空云卷云舒，绝不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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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达尔文、雅克·布歇（JacquesBoucher）、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当·斯密、亚里士多德,甚至狂热的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一样，卢伯克之所以能取得很多重要的成就，只是因为他足够富有，能够集中精力做他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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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1833年的《工厂法案》（FactoryAct）对工人权利做出了实质性的规定。这部法案将妇女和未成年人（18岁以下）每周工作时长限定在60小时，但没有对成年男性的工作时长做出限定。到1870年，许多工厂雇用的大多数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时长已经从每周78小时左右下降到每周60小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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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会的权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但工作时间仍然很长，大多数人一周工作56小时，每周工作6天，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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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的科学管理技术得到了广泛采用，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再加上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迅速下降到48小时左右。又过了十年，亨利·福特起了表率作用，其麾下汽车制造厂率先降低每周工作时长，每周轮班五次，每次8个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每周休息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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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50年代，每周工作30小时仍然是凯洛格工厂的标准。然后，令管理层有些吃惊的是，凯洛格工厂竟然有四分之三的员工投票赞成恢复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一些员工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希望恢复8小时工作制，是因为6小时的轮班意味着他们要花太多时间在家里陪伴烦躁的配偶。但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很明确：他们之所以想工作更长时间，是因为在“二战”后的富裕时期，不断升级的消费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市场，他们想拿更多的钱回家，购买更多、更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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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广告之所以发展成为一种创收行业，人们现在往往将其归因于本杰明·富兰克林。1729年，在收购了《宾夕法尼亚公报》之后，富兰克林一开始只是苦苦挣扎通过卖报纸来盈利，后来他突发奇想，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向当地想要招揽生意的商人和制造商出租报纸版面来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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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至2015年美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2倍，但是实际收入中位数几乎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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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脱钩”终结了每周工作时间持续下降的趋势。大多数人减少工作时间之后，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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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脱钩”是技术扩张蚕食劳动力、财富集中在更少人手中的第一个明确证据。他们指出，1964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电信巨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价值为2670亿美元，雇员为758611人，相当于每个员工价值约35万美元。相比之下，如今的通信巨头谷歌市值3700亿美元，只有5.5万名员工，相当于每个员工价值约600万美元。

第十四章 社畜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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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动省正式承认两类死亡是过度工作直接引发的后果。一个是“过劳死”（karoshi），是由心力衰竭、睡眠不足、营养不良和缺乏锻炼引起的心脏病导致的，就像佐户未和的情况一样。另一个是“过劳自杀”（karojisatsu），指员工由于过度工作产生的精神压力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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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技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却是工作强度大而且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这些劳动力承担了全球大部分制造业务，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这样做的一个意外后果是过度工作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201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宣布，每年有50多万中国公民死于过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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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财富的追求与责任、忠诚、荣誉等方面的伦理融合在了一起，这种融合或许是首尔、上海、东京等东亚城市大量出现过劳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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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约翰·卢伯克认为开展仔细的科学研究和撰写冗长的专著是一种休闲活动一样，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工作和休闲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做某一项活动时，是别人给我们付钱，还是我们主动选择去做这件事，而且往往需要从常规工作中获取的收入去付钱做这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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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想象到工作场所会按照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的那套科学管理方法来运作，在这套管理方法下，并不需要雇员掌握太多实际技能，很多技能就变得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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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是一位具有社会情怀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不仅要为创造稳定的、生产力高的经济体做贡献，还要促进财富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公平分配，这是经济学家的道义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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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定律”就是根据他这段工作经历提出来的。根据这个定律，“工作会不可避免地膨胀，占满一个人所有可用的时间。如果时间充裕，他就会放慢工作节奏或增添其他项目，以便用掉所有的时间。”[18]相应地，官僚机构总能产生足够多的内部工作，呈现出忙碌的表象，刻意凸显自己的重要性，以便确保本机构能够持续生存和扩张，但工作效率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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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从事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他们却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满足感，或者至少享受到了这份工作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陪伴感和结构感，使自己的生活不至于独孤、凌乱，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十五章 智能技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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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联合利华宣布将部分招聘职能外包给一个全自动的人工智能机器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样每年能为公司节约70000小时的工作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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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自“大脱钩”时代以来，在创造新财富方面，拥有资产比努力工作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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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大体上实现了自动化，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小的企业主和企业管理者的收入会大幅提高。[6]同样重要的是，它将提高资本（而非劳动力）带来的回报，如果富人将现金投入到企业自动化改造，财富增速会加快，而如果富人将现金投入到购买廉价劳动力，那么财富增速就会放缓。这直接意味着自动化将为那些已经很富有的人创造更多财富，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公司股份、无法享受自动化技术红利的人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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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脱钩”以来，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从经济增长中攫取的财富总量，相当于其他所有人获取的财富总量的两倍，从而促使财富分化问题演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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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全球总资产的85%，[7]最富有的1%人口占全球总资产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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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的工作目标只有一个：为它们的主人创造财富（同时无须承担雇用人力带来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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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来，在大多数富裕国家，私人财富与国民收入总值之比翻了一番，而国民收入与私人财富之比却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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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如果不是为了享受生活、应对现实而追求金钱，那么占有金钱的欲望将被视为一种可憎的病症，是半犯罪、半病态的性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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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斯和凯恩斯或许是对的，因为这种转变的确已经发生了。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千禧一代”通常坚持只找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试着去热爱现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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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者建立了“即时回报型”经济模式，投入劳动来满足迫切需求，而农民建立了“延迟回报型”经济模式，投入劳动来维持下一年的生活。如同农民一样，我们现在有义务思考自己的工作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的前景。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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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产出的增加，劳动分工开始日益细化，价值最终通过市场实现分配和重置，这使得在不同的工种之间，工作时长和金钱回报丧失了农业社会那种明显的对应关系，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惯例，即收入最高的人往往每年以股息和奖金的形式获取大部分收入，中高收入者按月获取收入，而低收入者往往按小时拿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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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进一步使工作与即时回报脱节，并且刺激着我们对物质的欲望，强调对经济增长永无止境的追求。这加剧了人与人之间财富和地位的差距，为缩小差距，我们的文化倾向于认为努力工作是唯一的办法。可是不管多么努力地工作，差距都越来越大，至今依然如此。这一切显然是工业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日渐细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存在内在缺陷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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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跳出对经济增长的执念，认识到在95%以上的智人历史中，工作都不曾是人类关注的重心。改变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