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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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个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只有一米五几的主人对他说，“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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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学会了不留下任何字迹，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邓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分明的讲话。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大事当前，邓小平喜欢独自一人静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当时机一到，他便能做出清晰、明确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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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个颇有才华的军人，但是为了进行统治，他要与诸如大商人、地主和军阀这样的权势集团合作，而那些人已经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并不稳固的军阀同盟的支持下，他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脑，可是他无力控制腐败和通货膨胀，从而失去民心，在后来的内战中输给了更加团结的共产党；后者在抗战期间建立了强大的党和军队，并利用城市居民对于物价飞涨的恐惧和农民想通过重新分配地主财产获得土地的愿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邓小平的人生经历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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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巴黎后，邓小平于1926年1月17日抵达莫斯科，两周后进入中山大学一班。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7个月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该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训国共两党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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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1984年问邓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么时候感到最幸福，邓小平回答说，是他们克服兵力装备都不如对手的双重障碍，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三年。他特别提到了横渡长江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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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局的叶剑英曾受到批评，说他对当地的地主手太软；与叶剑英不同，邓小平在土改中成绩斐然，他斗地主，处决了一些大地主，把田地分给农民，动员地方农民支持新的领导，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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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很清楚毛在“大跃进”期间不愿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泽东。此外，他和另一些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邓小平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这些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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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于建设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他动身去江西时，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此时，他已经在最高层积累了有关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寻常的深厚经验，熟知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这构成了他反思中国如何进行改革的基础。
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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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过，毛在延安时每天都与他的同志和助手讨论，著书立说，邓小平在江西时却只能独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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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鲁晓夫那种感情用事的抨击给苏共和曾为斯大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创。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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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后来写道，他认为周恩来是他遇到过的两三个最令人难忘的人之一。据基辛格的助手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着参加由两个世界顶级大师进行的冠军争夺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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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60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革”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文革”，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54］整个1973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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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11月访华后，毛泽东为了与美国打交道，转而依靠邓小平这个在对抗苏联时十分坚定的人。毛泽东有理由希望邓小平和自己站在一起。
第3章 整顿，197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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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有四五十年资历的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闹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一年调他三百六十次。7月1日以后就不客气了。……必要的话就把你调到乌鲁木齐，妻子一闹离婚，他就听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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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78年10月参观了日本的大型现代钢铁厂以后，在提高钢产量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顿，而是转而依靠科技。这一战略转变带来了巨大收获。1980年代中国从日本引进现代钢铁技术后，钢铁产量从1982年的3716万吨猛增到1989年的6159万吨，1996年又进一步增加到1.12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第4章 向前看，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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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后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叫来，提议由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成立一个研究理论问题的写作小组。［5］邓小平和胡乔木都深知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敏感，因此挑选的都是受到毛器重的人，研究的题目也很合毛的心意，如“三个世界”理论、苏联的性质、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寻找那些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实施他认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策。1月组成的小理论班子在7月扩充为政治研究室后，邓小平开始研究一些他个人认为重要（毛泽东也不会反对）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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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后，政研室也于1975年12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只开过13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10］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协助邓小平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前规划了长期路线图。它在恢复高等教育的准备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拓宽了文化活动的空间，促进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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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成员没有参加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但是当1976年初邓小平的问题成为政治问题时，他们立刻加入了批判，把“工业20条”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说它提倡物质奖励，忽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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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订中国科学院的整顿计划和为成立单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制订计划的同时，胡耀邦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着手制订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十年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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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担心毛泽东的反应，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集中在一起，以清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总的观点。他对撰稿人说，要肯定前17年的成绩，同时要少谈后来的问题。邓小平还说，文件的篇幅也要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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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强调，要支持真正优秀的少数科学家，不要在意他们性情怪僻。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问题很重要：他们的孩子要送进好的托儿所，还在农村的配偶都应当允许调到北京。邓小平说，1950年代他在苏联时就了解到，苏联的原子弹的基础工作就是由3位只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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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担任了教育部长后，周荣鑫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计划恢复高等教育。［49］为了减少毛泽东提出反对的风险，他谨慎地重申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包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教导。但是他也试图进行真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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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前，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小心翼翼地对邓小平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希望他们把这种观点也讲给党的其他干部听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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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的11月14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55］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56］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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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小平。毛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谢在1968年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毛泽东问，刘冰为何不把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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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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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邓小平只在私下里对他说拥护“文革”，那么在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看过相关文件的党史专家相信，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拥护“文革”的话被别人听到，或是写成白纸黑字，这样邓就无法公开否定“文革”了。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对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做出了答复，他说，还是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他没有再让王洪文恢复以前的工作，两个月以后他任命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
邓小平很少征求别人的意见，但是在召开这次会议前的几天，面对不断的压力，他去征求了周恩来、叶剑英和陈云的意见。
他要力争以毛泽东最不会反对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纪登奎的建议说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83］毛泽东本人在几周前提到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这句隐喻。然而邓小平这种回避术并不能让毛泽东满意，他要的是对“文革”的明确肯定。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走进了僵局。
做艰难而正确的事:
40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令。那么，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图，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操控大局，事实上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84］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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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福特说，“我们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有时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么。”除了在苏联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外，邓小平还以其迷人且好辩的个性，敦促美国重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文化交流和美国的对台政策。
第5章 靠边站，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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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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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台和广播喇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后，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肯尼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中国人民还记得一年前周恩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虚弱憔悴的样子，故而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但让他们担心的是，再也没有谁能够保护国家免于疯狂了。很多人担心，周恩来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他们，接下来不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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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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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华国锋决定继续批邓，拖延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
第6章 复出，197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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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后不久，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托马斯·盖茨（ThomasGates）与华国锋有过一次1小时45分钟的会谈。盖茨手下的人根据会谈写了一份评价华国锋的报告，上有盖茨的签名。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中国的干部们绝不会有这样的公开评论，但美国驻京联络处的官员无疑感觉到，他们中间也有人持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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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3］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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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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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带来了邓小平写作班子前负责人胡乔木的一封检讨信，胡为自己参与批邓表示道歉。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邓小平还称赞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此文已收入《毛选》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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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一次提出，学习毛主席的教导要有灵活性。他说，有人歪曲毛主席的思想，把一些话与当时的情况割裂开来，说它们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合，但毛泽东对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的解决办法的，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把他的教导正确运用于每一种实际情况。他还说领导集体要促进党内民主，［38］4年后邓小平的权力得以巩固时，批评者说他对党内民主已经不感兴趣，而是把权力全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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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对知识分子的待遇表示不满时，明智地不提毛主席的角色，而是只讲“四人帮”。他说，必须摆脱“四人帮”的恶习，不要搞给知识分子扣“帽子”的“帽子工厂”和打击知识分子的“棍子工厂”。［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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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式下令在1977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但有些干部抱怨说，这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邓小平不耐烦地回复，政策已定，就在1977年举行高考，不能再变。
开创邓小平时代 1978-1980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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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1978年4月至5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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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德高望重，论资格可以追溯至1927年的广州起义，但他从不贪图个人权力，现在则成了“拥立领袖的人”。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请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合作共事，一起领导党和国家。叶帅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同意应当加强集体领导，对个人宣传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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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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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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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史上，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成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权力交接仪式。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已经登上最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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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在哪里并且以何种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限？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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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务虚会一开始，有些人就担心一旦政治风向有变，最高领导人再度变得保守，他们就有可能惹上麻烦。一个与会者说，不能再像1957年“百花齐放”时那样，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于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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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尤其气愤，他不但批毛，还让香港媒体发表了他的观点。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小平始终认为，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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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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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中，邓小平认为苏越结盟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因此假如中国能对越南这颗棋子大胆下手，就能最有效地阻止苏联的包围。他说，越南人赶走美国兵之后，开始变得趾高气扬。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邓小平对越南背信弃义的严厉谴责曾让他感到吃惊。1978年见过邓小平的另一个外交官也说，只要一提到越南，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发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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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从十分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在1978年，中国所面临的威胁不是迫在眉睫的入侵，而是一种更大的危险：假如苏联继续扩大使用越南的基地，将导致苏联和越南对中国的包围。邓小平在向西方人解释这种局势时说，越南就像亚洲的古巴，它是中国旁边的一个基地，苏联能在这里布置它的军舰、飞机和导弹。就在十几年前的1962年，由于美国威胁动用其优势军力，苏联撤出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然而苏联的军力远胜过中国，如果它把导弹部署到越南，中国无论如何也难以迫使苏联拆除它们。邓小平认为，在这些基地强大起来之前，亟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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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从1978年7月开始轰炸柬埔寨，每天出动飞机多达30架次，9月份又增加到100架次。［39］11月，中国领导人观察了越南的备战情况后断定，越南将在12月的旱季能够调动坦克时入侵柬埔寨。［40］
邓小平认为，做出强烈的军事反应是绝对必要的。他警告越南人说，法国和美国的军队在越南遭受重创后，就无心恋战了，但中国作为越南的邻国是可以在那里待下去的。然而越南人并没有把他的警告当回事。3年前邓小平对基辛格和福特说，希特勒入侵西方，就是因为西方领导人不愿意表明他们将做出强硬的军事反应。邓小平根据自己与苏联打交道的长期经验，认为谈判是没用的。他相信，要让苏联停止在东南亚的扩张，就得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他打算“教训一下”越南，让它知道无视中国的警告以及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将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邓小平启程前往东南亚访问时，已开始准备针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但并没公布这一计划。即使越南攻入柬埔寨，中国也不会像朝鲜战争时帮助朝鲜那样出兵。邓小平担心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他决定以军事进攻的方式“给越南一个教训”，拿下几个县城，表明中国可以继续深入，然后迅速撤出。这也可以减少苏联派兵增援越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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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马来人害怕拥有强大政党的华人可能主导他们的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口的75%是华人、当时仍是马来亚一部分的新加坡在1965年遭到遗弃，被迫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此后马来人成为明确的多数，但华人仍然支配着经济和大学，并且他们强大的政党一直是侯赛因·奥恩的心头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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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光耀看来，邓小平是他遇到过的印象最为深刻的领导人：邓小平对事情有深入的思考，出了问题时他会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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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那些有关日本人侵华期间累累暴行的记录，是最有效地激发爱国主义的宣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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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次激动人心的访问之间，邓小平1978年的访日之行在日本人民中间同样引起了震撼性的反响。在中国与这个相邻岛国2200年的交往史中，邓小平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也是第一个拜会日本天皇的中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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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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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记者提出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时，气氛骤然紧张，然而邓小平回答说，中日两国看法不同，对钓鱼岛的称呼也不同，不妨先把问题放一放，把它留给后人，他们会比今天的人更聪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场的人如释重负，感叹邓小平有如此巧妙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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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毛泽东“文革”中给国家造成的灾祸时，邓小平说，“这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而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们很多人都犯过错误；我们缺少经验，缺少判断力。”他又说，“我们很穷，也很落后。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学习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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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铁社长和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陪同邓小平乘气垫船（当时在中国闻所未闻的一种快船）穿过东京湾，参观了新日铁的君津制铁所。君津制铁所是一个自动化钢铁厂，仅此一家工厂生产的钢铁量，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钢铁厂总产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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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年到2007年，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多于它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贷款，总计达到2.54万亿日元（按2007年汇率计算约合250亿美元）。［39］日本企业在中国各地设厂，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前身）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它利用与日本企业广泛的关系网，寻找愿意对中国各部门的培训计划请求做出回应的日本企业。在邓小平时代的鼎盛期，日本在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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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他本人在做出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时有何考虑，没有任何记录可考。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同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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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布热津斯基几周前曾告诉柴泽民，美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机会，如果他们不迅速行动，下一个机会就得等到1979年底了。多年以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障碍不断，邓小平看到机会难得，他不想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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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美国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又不让正在试图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卡特厌烦？关于越南问题他应当对卡特说些什么？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他要跟美国总统、国会和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怎样做才最为有效？1月9日他曾对萨姆·纳恩（SamNunn）参议员率领的代表团说，他在美国不会讨论人权问题；他说，他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方式是有一些看法的，但他不会提到它们。［62］如果遇到亲台湾的示威者他该如何对待？应当如何应付西方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随行的33名中国记者每天都要向中国观众发回新闻和电视报道，他对他们应当说些什么？如何能够保持对美国的压力，使其减少对台售武，但又不至于引起美国官员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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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知道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元气大伤，将邓小平称为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华国锋则是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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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这一次不给苏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邓小平还预言苏联也会进入阿富汗，而苏联确实在1979年12月入侵了阿富汗。）然后邓小平和卡特回到众人之中。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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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3］不过，毛泽东1966年7月畅游长江，是针对当时人们担心73岁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国的宣传报道过度渲染，精明的读者很难相信，年迈的毛泽东能够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创下游泳速度的纪录。而邓小平登黄山则被当作一件平常事来看待，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体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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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数不多的人事和军队职位外，他在选择领导人时，首先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对军队干部的任命见第18章）。他需要的是最称职的人，他坚信，只要他们素质高，忠于党，他就能与他们共事。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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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3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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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在他手下分别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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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于党的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也要应付公众因“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而对党的不信任。直到1979年底，中共不少领导人仍不承认他们对这些灾难负有责任，这使党在谈到其他问题时也不可能令人信服。6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决定，由叶剑英元帅在中共建国30周年前夕发表一篇重要讲话，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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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豪地谈到党战胜了外来侵略；但也承认党在1957年错误地打击了太多的“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吹嘘自己的成就，错误地刮起“共产风”，企图不顾现实去实现集体化的高级阶段。他承认“文革”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误，使林彪和“四人帮”等阴谋分子迫害了很多好人。他说，党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是不成熟的，它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得了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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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明确地说，国家犯下“大跃进”和“文革”这些错误时，正是毛泽东主政的时期。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虽然不太直接——毛泽东要为这些错误承担一定责任。他承认，很多党的领导人“不谨慎了”，因此也要对这些错误承担部分责任：“我们在1957年不谨慎了……在1958年违背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新事物都要先试验后推广的原则。”关于“文革”，他说，“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前17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这使得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12］
叶剑英的讲话得到了非常正面的反响。受过教育的人很高兴看到，中共终于能够正视自身的问题，迈向得到他们拥护的务实的方向。对于多年挨批的人来说，什么讲话也无法真正弥补他们的苦难，但是党能承认错误，尽管来得迟了一些，毕竟是传递出一个令人高兴的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突破，它使党能够结束空洞浮夸的口号，坦率地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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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了解邓小平的人，对于他要维护社会安定的决心不会感到意外。公开攻击是不能容忍的：使红卫兵能够在1966年公开攻击别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修改宪法时应予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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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在1980年12月5日一份供内部传阅的文件中，政治局宣布，将建议六中全会接受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替他出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他的军委主席一职。华国锋将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55］
邓小平时代1978—1989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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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后由他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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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其口授的回忆录中说，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书而不是决策者，但他们要负责抓落实。邓小平确实保留着拍板的权力，但通常他不会事必躬亲；他定大政方针，让胡耀邦和赵紫阳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落实他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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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邓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体力的办法。他利用书面文件处理大多数事务，避免参加劳力耗神的会议。他的大多数电话都由王瑞林处理。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要员前不要求别人口头通报情况，虽然部下们希望他对来访者的最新活动有所了解。只要不是会见大人物，邓小平通常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饭后他一般会放松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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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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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头号领导人，他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他——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部分原因又在于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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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就像中共领导层的其他同事一样，认为群众不仅需要在学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断接受宣传，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之理解为何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而这种“教育”，需要辅之以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对于胆敢蔑视权威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的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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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国也许可以有初级的分权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具有准立法功能，书记处有行政功能，纪检委有监督党员的准司法功能。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是单一的强大权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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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掌握军队。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党对军队的控制。当华国锋有拉拢军队的迹象时，他立刻采取行动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即使在放弃了其他职务后，直到1989年11月以前，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的整个时期，他通过他的忠实支持者杨尚昆来确保军队高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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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后，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后，他才在1980年5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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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把大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关键岗位。直到1980年代末，邓小平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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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邓小平认为，掌握真实情况十分重要。在“大跃进”期间，浮夸报告使灾难变得更加深重。邓小平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验证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后再对它的真实性做出判断。即使这样他也会存一份戒心，愿意找机会亲自看一看。邓小平尤其愿意听取他所选定的一部分官员的意见，如杨尚昆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他们能够对他实话实说。他也仔细听取外国人向他介绍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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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资本家雇用8个人就是剥削的说法，这被解释成亲自参加劳动的创业者雇用7人或7人以下就不算资本家。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邓小平得到陈云的同意后说，“看看再说”。最初企业主对雇7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并不干预，其他企业主便起而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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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指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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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4月10日到5月6日，在华国锋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国家计委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广东，探讨如何增加出口。［3］这些谷牧领导下的官员鼓励当地和邻近的福建省的干部发展旅游业，建议成立出口加工区，将外国货物和机器运进来，经当地劳动力加工后再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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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上任前刚刚摆脱了政治乌云，仍然沿袭着当时搞阶级斗争的官方政治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没白没黑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已经辞职了。
会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他们也向他讲述了邓小平去年11月来广东调查时的态度。第二天与另一些干部开会时，习仲勋主动做出检讨，向那个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而且发誓要搞好边境这一边的经济。不久，习仲勋就成了大力支持广东发展的人，为改善当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争取北京的帮助。［7］习仲勋原籍陕西，但1989年退休后他选择住在广东。他的儿子习近平生于1953年，2008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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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国的批评者也说，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试验，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但邓小平并不这么看。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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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1980年到1985年间领导广东经济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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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他做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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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索尼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准，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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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1980年1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支持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
1982年1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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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之前，任仲夷私下请教了他在北京的重要支持者胡耀邦，问胡他回广东后该如何向广东的部下和工商业界传达北京的意见，他担心一旦把北京的严厉批评、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说法传达下去，很可能会窒息广东的经济活力。胡耀邦告诉他，传达什么不传达什么由他自己决定。任仲夷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北京对走私问题的担忧，但是他没有将北京的愤怒和盘托出，也没有提阶级斗争。他说他们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要加以改正，要终止不法活动。但他又说，“不要搞运动，也不要指责哪个人。要坚决反对个人牟利，但也要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要承担责任，我的下级就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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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离职之前，任仲夷一直处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但他继续推行改革，维持着快速增长的步伐。［49］1985年任仲夷到了70岁的退休年龄。一般来说做出过类似贡献的地方干部会被要求延期退休，但任仲夷还是光荣退休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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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机构，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为促进日本出口提供财政援助，具体做法是把钱借给另外一个国家，使其能为第三国提供援助。大来佐武郎所做的第一项安排，是把钱借给澳大利亚，使之向宝山运送铁矿石和高品位煤炭，从而消除了妨碍项目继续进行的关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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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完工时，它成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现代钢铁厂，为之后的工厂树立了榜样。［36］在它建成之前中国的钢产量不及日本的四分之一，而在30年后，宝钢和其他类似的钢厂使中国每年的钢产量达到近5亿吨，大体相当于日本或美国钢产量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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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于1977年8月一来到安徽，就用十几天时间视察该省的主要农村地区，对当地干部进行观察和谈话。［44］目睹普遍的贫困现象让他感到心碎。村镇到处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简陋的人。有些地方甚至连木头桌子也没有，只有泥砌的桌子。正如万里对他的孩子们说的，他不禁要问，共产党掌权已经这多么年了，为什么情况还是如此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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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受到陈永贵的批评时，素以敢作敢为著称的万里回答说，“你说自己是从大寨经验出发，我看大寨不过是个‘极左’典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别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我也不把我的观点强加于你。谁对谁错，咱们不妨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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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的做法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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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有很多优势。国营企业，包括基础产业、运输业、公用事业和国防工业的所有企业，要按年度计划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工资分成若干等级。原材料的购销价格都由政府规定，以反映计划中的轻重缓急。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做出灵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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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营企业要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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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就像过去以饥荒作为理由允许农民“自己找活路”一样，他在1979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率说服其他领导人，让这些年轻人做“个体户”。［80］只要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就应当把他们看作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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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8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7人，而且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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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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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88年访问北京时，与赵紫阳的会面原本预期为半小时，但这次只有赵紫阳、弗里德曼和翻译在场的会谈却整整进行了两个小时。弗里德曼在谈到赵紫阳时说，“他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行都很有洞见。”弗里德曼把这次会见描述为“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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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世行做出了一个在其历史上首创性的决定：它组织了一个由30位世界级专家组成的团队，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
这些专家的研究特长包括中国经济、农业、工程、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中国也组织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专家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朱是自愿加入中方团队的，因为他将之视为学习的好机会。
当时首先面临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这个团队不主张全面迅速的市场自由化或私有化。对于中方人员来说，参与这项研究，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具有全球发展经验的经济学专业人士的视野，并学习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自身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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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东欧的学者们去中国各地考察，开始同意中国东道主的观点，即一次性大胆进行改革的东欧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太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中国唯一切实可行的道路是逐步开放市场和放开价格，然后再进行渐进式的调整。与会者的观点先汇报给赵紫阳并获得了他的认同；然后再上报给邓小平，邓也支持赵紫阳关于渐进改革而不是一揽子改革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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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行长的克劳森（A.W.Clausen）访问北京。邓小平对他说，他认为世行1981年的报告很有意思，也很有用。随后邓请世行帮助评估中国到2000年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可行性。速度问题似乎一直是邓小平的中心问题。他希望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又要避免“大跃进”的危险；他担心中国的干部像过去那样盲目乐观，所以要听听外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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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勇夫首相在1960年代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了邓小平要求工农业产值在20年内翻两番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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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科学预测是不可能的；如果只讲稳定就很难取得进步；没有一点闯劲，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翻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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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领导起草这份文件的赵紫阳达到了邓小平要求的目标：明确解释为何社会主义能够接纳市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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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多年来一直在了解物价改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场价格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他对同事说，“长痛不如短痛”。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告诉他，即使物价上涨也只会是暂时的，市场的力量可以让更多的供应者进入市场，价格自然会回落。
邓小平此举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增无减的腐败，而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这个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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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50］在放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暴涨。邓小平没有被这个警告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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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深知对党的政策随意改变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做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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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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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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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1991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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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在美国政治中的含义是：美国忠实于它的盟友。但是它违背了与中国谈判的精神，有人甚至认为它违背了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美国政府在该公报中承认“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被国会议员们视为重要的问题——台湾是民主的一面旗帜，它尊重人权，实行法治——在1979年时还谈不上，因为当时台湾当局仍在实行戡乱法，用压迫手段控制反对派，为此受到人权活动家的批评，后来这些批评则以更大的规模指向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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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从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6日的22轮谈判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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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92］邓小平的讲话直截了当，正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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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做出终审判决。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96］《基本法》公布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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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预计一周内拿下全部5个省会城市，但直到开战3周后他们才攻下谅山。而最惨烈的战斗就发生在谅山附近，中国军队在这里集中兵力要取得对通向南边河内的要道的控制权，向越南人表明他们可以威胁到越南的首都。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了5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于越南。据估计，中方在战斗中有25000人阵亡，37000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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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份，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1985年以后有助于减小军队的规模。例如，大批铁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铁道部和首都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在10年内把深圳从一个小镇变为大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筑公司，主要就是由过去军队的建筑单位在军转民之后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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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开始，由于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军费的增加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于中国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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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抗议活动时，邓小平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既要严加控制，同时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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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伊梅尔达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学生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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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件往往很糟糕，8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之所以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60］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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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的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后几天，由于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62］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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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至死不放弃权力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
邓小平时代的挑战 1989—1992
第20章 北京：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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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政治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邓小平想避免流血。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相信必须坚定立场，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他更加直接地掌管着党对示威者的反应。他要确保干部能够落实他认为恢复秩序所必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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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到1949年时学生领袖们已经共同奋斗了多年。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有参加红卫兵的经历。但是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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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领导层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并被一些人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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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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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人群就会散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散去。就在赵紫阳离京的当天，尽管有不允许学生成立组织的禁令，来自21所高校的学生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他们决定不能像1986年的学生那样轻易结束示威；现在这个学生团体要更加顽强。学生的组织者早先曾宣布将在5月4日以后复课，现在他们却推翻了这一决定，宣布将无限期延长罢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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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没有亲自来到学生中间，而是派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替他去了广场。阎明复在5月16日看望了学生。阎明复虽然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对学生的要求抱有同情。由于迫切地希望达成一致，他开诚布公地向学生们说出了党内的分歧。他答应次日再来见他们，并保证只要他们回到校园，就不会惩罚他们。阎明复甚至提出，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可以充当他们的人质。然而，他的努力并未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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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连续报道此事的外国记者说，大多数学生其实对民主自由了解很少，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也没有多少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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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其他人的意见后，邓小平说，解决全国的问题，必须先从北京开始，因为首都的任何骚乱都会影响全国。他们必须立场坚定。例如匈牙利的国家领导人做出的让步只会导致更多的要求。假如中国领导人也做出让步，中国就完了。邓小平又说，上海的江泽民在1986年采取果断的自上而下的措施关闭了不听指示的《世界经济导报》（有助于平息那里的学生示威），成功恢复了秩序。邓小平相信，现在也需要这样的果断措施。但是邓小平认为，现在北京的警察已不足以恢复秩序，需要动用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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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些传言说，广场上有人中弹，但政府发言人否认凌晨4点半到5点半之间广场上有任何人中弹，这是含蓄地承认了此前可能有人遭到射杀。［40］政府也不否认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有人中弹。很多人想搞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数，但各种估计数目出入极大。中国官方在6月4日过去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最初一些外国的报道说死亡数字很大，但后来都承认这是严重的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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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把邓小平对北京学生骚乱做出的反应与戈尔巴乔夫和东欧领导人对付本国动乱的做法加以对比后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今天的情况要好得多。他们坚信，中国仍然处在早期发展的阶段。他们也承认1989年悲剧的严重性，但是他们认为，假如邓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终止持续两个月的混乱，中国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悲剧。
第21章 稳住阵脚, 198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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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后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天安门事件后的几周内，邓小平开始强调他的爱国主义教导。中宣部宣传了外国人的反华言论，使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激进的学生感到愤怒。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年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被广为宣传，将民众的怒火引向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外国拒绝向中国提供现代技术，被批评为不公正地阻止中国分享现代化成果。外国人批评中国对待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做法，被反驳是外国列强削弱中国的阴谋。西方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主张南沙和东海岛屿主权的抵制，在向中国民众做出解释时，被作为遏制中国的证据。诸如此类的宣传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989年后的几年里，当初激进的学生，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们喊出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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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于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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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都清楚，邓小平是个实干家，不是意识形态宣传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很多领导人不同，他并不认为担任最高领导人必须成为理论家。但是对于江泽民来说，把邓小平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加强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平起平坐，让人们能够像干革命一样集中精力搞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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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引发了又一轮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但朱镕基在1995年以软着陆方式控制住了这些压力。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第23章 转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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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开始改革之后，城市的领导人担心农民的大批流入将使城市设施和食品供应不堪重负，因而保留了城市户籍制度，这种制度长期限制着人们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业和子女教育等各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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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开放性的流动，与毛泽东那种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的所谓革命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更加深远的革命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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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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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毛泽东靠打赢内战，赶走外国帝国主义和统一全中国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获得合法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乱之后恢复秩序，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个新的时代，邓小平的接班人该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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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压力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败的泛滥，也没有为解决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措施。克服这些问题将来有可能变得更为困难：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风险是，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机会享受早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