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 第 11 页 · 位置 104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按照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 第 12 页 · 位置 113

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将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但也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过渡。

一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 第 12 页 · 位置 129

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在理论上有所依归。依据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学说，社会主义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

三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 第 20 页 · 位置 250

联想到之前苏联十月革命后走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弯路，以及之后红色高棉推行消灭商品、货币等极左政策招致败亡的情况，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种幸运，至少抑制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这种思想在一个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为主体的中共党内有广泛的基础，并且不断地冒出来。其表现是，在农村工作中，流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的思想；在城市接管中，出现了平分工商业的思想。这对于即将接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倾向。

三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 第 20 页 · 位置 265

中共接管干部又以“少与资产阶级接近”为戒，进城以后长期避见资本家。工人中有效法“耕者有其田”，要求“工者有其厂”的激进倾向，出现了清算斗争资本家的现象，增加了资本家的怀疑和恐惧，“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许多私人厂商关门歇业。据中共华北局报告，天津解放之初，“私人企业开工率不足30%，由于开工不足，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

三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 第 21 页 · 位置 273

刘少奇在天津做了许多讲话，后来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针对资本家怕称自己是“资本家”、怕听“剥削”二字的情况，刘少奇说，剥削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刘的讲话的确“稳住了”天津资本家，也在其他城市起了作用。例如，陈毅就是采用类似的办法稳住了上海资本家，甚至吸引了一些已经出走的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味精大王”吴蕴初等重返上海。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刘的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 理想与政策之间的张力 > 第 24 页 · 位置 325

1951年5月7日，刘少奇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早讲了十多年。”13日，刘又说：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到占40%～50%，哪怕你跑得再快，总还要10年、20年。到1951年，在新民主主义存在的时间估计上，毛、刘、周仍是一致的，至少从言论上看是这样。

五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 第 31 页 · 位置 449

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完整地了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批评了三个提法，一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一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一是确保私有财产。随后他又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和“四大自由”。其实，这些口号和政策都是依据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纲。这说明总路线的提出确实是一个重大转变，党内许多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重要领导人也没有完全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五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 第 33 页 · 位置 481

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就已经消失了。

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 第 43 页 · 位置 652

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
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
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

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 第 43 页 · 位置 662

刘少奇则明确说，工业化要从轻工业开始。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给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做报告时说：“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方面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 第 44 页 · 位置 681

1951年5月和7月，刘在两次党内报告中，仍然强调中国必须采取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战略。刘反复阐述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为了积累资金。“轻工业可以赚钱，也容易办些，又不用很多资本。”轻工业发展了，才能“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二是为了改善民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 第 46 页 · 位置 706

毛泽东也说过，“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中国入朝作战后，中苏之间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经济关系也大大加强了。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而且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 第 46 页 · 位置 723

1953年5月15日，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协议在莫斯科签订。一个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可以看出，苏联承诺援助中国工业化计划，是促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仿效苏联模式的重要背景。

一 优先发展重工业 > 第 47 页 · 位置 733

刘少奇在1955年说过：“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

二 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 第 49 页 · 位置 761

陈云说：“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

二 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 第 51 页 · 位置 792

陈云形容为“挑着一担‘炸弹’”，他说：“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实行统购统销，必会引起反弹，甚至强烈反弹，这种情况陈云和毛泽东都预计到。
毛泽东说有三个不满：农民不满、市民不满，国际舆论不满。
统购统销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多地把农民的“余粮”逼出来，这就必然侵犯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和待价而沽的利益，引起农民不满是不难想到的。
陈云甚至估计，“逼死人、打扁担，甚至暴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然而，如果加大力度在市场上收购，势必强化农民惜售和粮食投机，引起粮食价格波动。粮价涨了，“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立即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影响”。

二 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 第 51 页 · 位置 802

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过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没有或很少外部资金和资源输入的封闭型经济中，工业化只有依靠本国的积累，而且相当大的部分靠农业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注定要让农民“买单”，这首先是苏联做过的事情。

二 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 第 52 页 · 位置 813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

二 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 第 54 页 · 位置 848

由于国家掌握了70%的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割断了资本家与农民的联系，使私营企业很难从市场得到货源，只能依靠国家。毛泽东后来说：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薄一波也说：“中国的私营工业大约有2/3是轻纺工业，受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很大。国家从供销两头卡住了它们，他们不能不接受改造。”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 第 55 页 · 位置 879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合作化视为与资产阶级争夺农村阵地的斗争，“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他要求发展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就“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 第 56 页 · 位置 882

当年，在大灾情况下，超购100亿斤粮食，许多干部强迫农民交粮，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 第 57 页 · 位置 900

然而，当毛泽东4月6～22日到南方视察后，改变了看法。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生产情绪消极的农民只是少部分，所谓缺粮大多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 第 58 页 · 位置 922

王任重对毛泽东说：“贫农听说合作化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毛泽东说，他原来主张停一年，但看到浙江、安徽搞了几万个合作社，“我的主意变了”。他得出结论：不是农民没有办合作社的积极性，不是办不好合作社，而是党内有右倾思想。

三 高潮是如何出现的 > 第 64 页 · 位置 1019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说，一切措施，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

四 “举国体制”的形成 > 第 68 页 · 位置 1093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在6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论述党政关系，明确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以党为核心的决策体制，重大问题服从于毛泽东个人决断。

四 “举国体制”的形成 > 第 73 页 · 位置 1177

1953年，有两个情况推动了户口管理制度在全国的建立。
其一，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选做准备，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工作；
其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准确的人口数据，实行粮油棉布等生活必需品计划供应，需要核准供应对象，控制供应规模和范围，尤其要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减少国家计划供应的压力，避免从农村提取的积累又被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消费掉。

四 “举国体制”的形成 > 第 74 页 · 位置 1189

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和就业渠道趋于狭窄，政府开始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尤其限制农民进城，个人基本被定格在一个区域和单位内。由此，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在这种政治社会体制下，国家垄断大部分稀缺资源并试图控制人们的观念，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目标。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一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 第 87 页 · 位置 1429

陈云认为，资本主义大范围内不合理，小范围内合理；社会主义大范围内合理，小范围内有不合理之处。要使两个方面都合理，就应当在国家市场指导下允许自由市场存在，没有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

一 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 第 91 页 · 位置 1507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讲：斯大林在消灭了阶级以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只剩下十分之一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看了这几段话，几乎难以相信此后20年毛泽东会反道而行，把阶级斗争推向极致。

二 1957年的“大转弯” > 第 95 页 · 位置 1558

毛泽东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阶级斗争的警惕。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醒全党注意，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

二 1957年的“大转弯” > 第 96 页 · 位置 1578

然而，《正处》仍然是以政策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法治的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守法受到保护，违法受到制裁。《正处》理论的致命罅漏，恰恰就在于它的前提，即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前者专政，对后者民主。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地带。一旦认定矛盾性质转化成了敌我矛盾，毛泽东提出的所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都将失去意义，重新启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和策略就成为不可避免。不幸，历史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演进的。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02 页 · 位置 1684

自1955年起，毛泽东憋足了一口气，想要赶超美国，从内部影像资料中知道，早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赶上美国的宏大目标。一段时间，毛泽东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只有超过美国，才能对人类做出大贡献。“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他甚至说，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02 页 · 位置 1688

毛泽东的雄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自信之上。这种自信，来源于社会主义将大大解放生产力的普遍信念，更来自对中华民族之伟力和中共强大动员能力的强烈的自信心。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02 页 · 位置 1696

周恩来为劝阻毛泽东追加2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甚至与其发生了当面争执。周对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意见。”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03 页 · 位置 1703

在毛泽东参加的9月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这些都给毛以很强的刺激。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即提出中国15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并迅即转告刘少奇向党内打招呼，“超英赶美”遂成为发动“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04 页 · 位置 1718

在1958年春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不断革命”，要“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要怕教授”；“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等言论，有极大的鼓动性。它所表露的，除了对意志力的崇拜，就是鄙视知识权威的倾向。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05 页 · 位置 1737

在1958年“大跃进”中，中共领导人太渴望出现奇迹了。毛泽东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除了陈云不说话，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乎所有领导人头脑都发热。各种指标层层加码、节节拔高。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到10年、7年甚至二三年；赶上美国的时间，也只需要再加七八年，甚至更短。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则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来形容当前中国经历着的“伟大时期”。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05 页 · 位置 1747

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06 页 · 位置 1750

讲到1958年的体制改革，一般人只注意到“分权”的一面，却忽视了“集权”的一面。这次体制下放，看起来是分散了权力，实质上更加集中了权力，即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党委，党委又集中到第一书记。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08 页 · 位置 1797

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乎是所有共产党领袖的共同特性。当年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国家消亡、消灭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的全面发展、财富极大涌流……这些理想倾倒过多少代共产党人。

三 赶超模式的大实验 > 第 110 页 · 位置 1827

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乌托邦运动。毛泽东坚信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
公社化并没有造就一个无差别社会，却无限度地扩张了国家控制力。尽管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随着三大改造完成而建立，但当时仍然留有一定的社会空间。
然而，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直接诉诸行政权力管理公社内的一切事务；集体之外再无土地，公社之外再无农民；
国家权力的无限度扩张，直接的后果是“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盛行，民力被滥用。

四 滑向大饥荒 > 第 112 页 · 位置 1857

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急于取消商品、货币的观点，明确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公社的财产不能无偿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河南修武县县委书记的一番话，提醒了毛泽东：如果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遇到丰年国家无偿调拨公社产品，将会遇到农民的反抗，遇到灾荒国家不可能给农民发工资、配口粮。

四 滑向大饥荒 > 第 113 页 · 位置 1882

人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把产权搞乱了，你我不分，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恐慌。

四 滑向大饥荒 > 第 114 页 · 位置 1900

一些干部怕再犯右倾错误，而一些1958年折腾得很厉害的干部不愿意后退，退了等于承认自己犯错误。退钱、退物的阻力主要来自公社一级，因为“共产风”主要是公社“共”了各生产队的“产”。

四 滑向大饥荒 > 第 115 页 · 位置 1909

在成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当时，柯庆施有两句名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做检讨时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泽东传》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党内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在这种气氛下谁都不敢说，包括陈云这样地位的人都不说话。北戴河会议前后，薛暮桥等人曾私下劝陈云向毛泽东进言，陈云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

四 滑向大饥荒 > 第 115 页 · 位置 1923

陈云的谨慎不是没有理由的。1959年春夏之间，毛泽东的思想在进退之间，说法前后矛盾，一面说要“压缩空气”，降低指标；一面说要“在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一面称自己“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一面说如果对于公社优越性的这一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四 滑向大饥荒 > 第 117 页 · 位置 1951

毛泽东带头纠“左”，但是有底线，即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个“创举”。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头七年没有自己的东西，无非是照搬苏联，真正自己的东西就是“大跃进”和公社化。他不仅要以此为中国找一条道路，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树立标杆，奠定自己的国际领袖地位。因此，他不容有人怀疑和否定。

四 滑向大饥荒 > 第 118 页 · 位置 1974

毛泽东认定，彭是在向他“下战书”，他把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一场阶级斗争”，向高级干部摊牌：是跟我毛泽东走，还是跟彭德怀走？在这种情势下，无论赞同还是反对彭意见的人，都没有第二种选择，只能站到毛的一边，批判彭。那么多高层领导，“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有人还噙着泪去劝彭德怀，从“大局”出发做检讨。两个根本观念决定了与会者的态度：一则“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诚的一种表现”，在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就事论事的余地。一则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多数人看来，“党的团结”高于一切，是非曲直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东西。

四 滑向大饥荒 > 第 121 页 · 位置 2024

薛暮桥回忆：“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如果说公社干部是不敢说，那么一些县、地乃至省级负责人则是封锁消息。信阳事件在1959～1960年冬春就发生了，信阳地区及各县领导者极力封锁消息，扣压来往信件，他们分片把守，要道设岗，沿边巡逻，阻止逃荒者外流。

四 滑向大饥荒 > 第 122 页 · 位置 2038

月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提出调整。然而会议期间，突然收到赫鲁晓夫照会，全部撤走专家，激起愤怒，大家表示要“共赴国难”，勒紧腰带，提前还清苏联欠债。毛泽东指定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成立三人小组抓外贸，争取明年还了这个账。激愤情绪支配了整个高层。这件事的教训是，一个执政的大党任何时候都应保持理性，避免受突发事件的过度干扰。随后的几个月，高层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到与苏共领导人打口水仗上了。查《邓小平年谱》，邓小平及其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几乎没有讨论国内事务的记录。直到10月下旬信阳事件东窗事发，大批死人的情况令大家十分震惊。后来各地的情况陆续报来，中央知道并非孤立事件，下决心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农村局面。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 第 123 页 · 位置 2060

薄一波回忆说：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 第 123 页 · 位置 2066

以政治斗争压制各种不同意见，结果是个人意志左右全局，最高权威无法约束，无论进退，都倚仗于一人决断。真正的危险不在因缺乏经验而犯错，而在于因阻塞批评而丧失纠错的能力。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 第 124 页 · 位置 2075

1959～1960年的饥荒，直接原因是国家实行了高征购。1958年7月，农业部汇总全年粮食估产高达10000亿斤，比1957年3900亿斤增长1.6倍。毛泽东感到有水分，砍了1/3，公布时降到6000亿～7000亿斤，这与真实产量仍然相去甚远。后来核实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比1957年3900亿斤略有增加，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22.23%。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只有3400亿斤，中央却全然不知，粮食征购指标反而增加了近15%，从原定1150亿斤追加到1350亿斤，实际征购了1200亿斤，占到实际粮食产量的35%。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仍高达1021亿斤，出口粮食53亿斤，出口量与1958年相等。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 第 125 页 · 位置 2086

为了保城市，中央三番五次动员产粮省份调出粮食。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省，由于李井泉为中央解难，大量调出粮食，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反而成了饿死人最多的省份。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 第 125 页 · 位置 2090

这次大饥荒至少可以得出两条教训：一是应当藏粮于民，决不可竭泽而渔；二是应当有必要的粮食市场，不仅可以调剂余缺，更可以及时传递灾情信号。

五 思想和体制透视 > 第 126 页 · 位置 2103

由此，我们应当得到启示，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一 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 第 142 页 · 位置 2399

“大跃进”失败是毛泽东难以吞下的苦果。他满怀信心通过“大跃进”创造一个发展奇迹，通过人民公社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将亿万人投入了饥饿之乡。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坏事是由两种人干的：一种人是“反革命”，搞“地主阶级复辟”；一种人是“死官僚”“糊涂人”。更由于“反革命”利用“死官僚”，篡夺了地方的领导权。

一 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 第 143 页 · 位置 2431

他说，要赶上世界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的时间。这与1958年信心满满地提出几年、十几就可以“超英赶美”，三五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思想状态，已经冷静了许多。

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第 156 页 · 位置 2643

毛泽东对官僚特权的抨击，有其合理因素。新中国成立以后，废除了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建立了工资等级制。起初，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近30倍，经过几次调整，差距有所缩小。除很少数量的高级教授外，拿高薪的主要是党政军高级干部。高干还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享受医疗、保健、疗养、专车、高级住宅、特供（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等各种特殊待遇。

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第 159 页 · 位置 2700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时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准备后事”。

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第 159 页 · 位置 2705

有人断定，所谓反修防修，不过是一套说辞，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清洗政治对手，夺回失落的权力，并以此来掩盖“大跃进”犯下的大错，避免斯大林死后被清算的结局。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毛泽东何以冒全国大乱的风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何以要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体制打烂重建。毛泽东的动机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任何简单化的解释都很难让我们逼近真相。

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第 160 页 · 位置 2726

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大体是一个消灭三大差别、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想。

二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第 161 页 · 位置 2733

文革”的影响已越出了国境，当年形成了一批拥护“文革”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左派小党和左倾知识分子。譬如，法国就出现了一场“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运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甚至要超越列宁和毛泽东，以暴力手段立即消灭商品货币、消灭城乡差别，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酿成了一场人间悲剧。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人为灾难，往往都宣称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三 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 第 162 页 · 位置 2746

上面的叙述表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层隐约形成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更加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主张采取较为灵活的政策；一种思路把发展置于平等目标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代表了第一种思路，毛泽东代表了第二种思路。然而，这并不是始终一贯的状况，历史上并没有一条“刘少奇的路线”。每当毛泽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三 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 第 166 页 · 位置 2829

如何解释普通民众“积极”投身“文革”，有人提出“两个文革”的说法，一个是毛泽东开展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即下层群众趁机造反。

三 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 第 169 页 · 位置 2868

“文革”前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体制也赋予了群众动员的条件。经验证明，封闭的国度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制，使政治上的竞争成为向上流动唯一可能的途径，因而政治运动从来不缺乏积极分子，历次运动都造就了大批运动积极分子。

三 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 第 169 页 · 位置 2872

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

四 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 第 174 页 · 位置 2961

1980年最高法院的复查报告，“文革”10年经司法机关判决的反革命案件28万件，大多数案件是在1968～1972年由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的。截至1980年年中，纠正冤假错案17.5万多件，冤错比例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报告说，其中“一打三反”运动错判、错杀最多。例如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杀的68人，天津错杀的28人中1970年杀的22人，其理由大多是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有人甚至不经意间犯了“恶毒攻击罪”。运动治国，后患无穷。

四 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 第 175 页 · 位置 2967

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后，气氛很紧张，毛泽东甚至下令将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疏散到各地。我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真的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了吗？假如他真的判断中美必战、中苏必战，还敢于发动自乱阵脚的文化大革命吗？其实，毛泽东对形势有基本的判断，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特别是美国在越南的战火不会引向中国境内，这是摸到了底牌的。

四 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 第 175 页 · 位置 2976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已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尽管人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真相信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但如果没有这“三顶帽子”，刘案无法坐实。参加会议的只有红军女战士、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陈少敏一人不举手，其他人一律举手通过。

四 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 第 178 页 · 位置 3018

在另一方，林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个秘密小组织即所谓“联合舰队”，密谋反制行动，准备“武装起义”，并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得知毛泽东南巡后，林立果等密谋在途中暗杀毛，因毛突然改变行程而未遂。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 第 199 页 · 位置 3426

中国长期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子，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由于投资回报率和企业效益逐年下降，国家财政也日益困难，1974年以后，出现几年财政负增长。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能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 第 200 页 · 位置 3436

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例如，住房问题，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长大的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 第 200 页 · 位置 3442

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 第 206 页 · 位置 3532

1977年6月，万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3个月，他走进许多农户家里，看到农民睡的是土坯炕，没有门，用几根木头挡一挡，除了几只吃饭的土碗，家中一无所有。看到这种情景，万里多次泪流满面。这使他在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时义无反顾。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 第 208 页 · 位置 3561

赵紫阳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底线是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小平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第 208 页 · 位置 3569

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自负”陷阱的机会。1980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第 209 页 · 位置 3582

苏联已将社会保障网扩展到城乡全体劳动者，而在中国享受保障的是只占劳动者20%的城市劳动者。这使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既是中国改革相对阻力较小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巨大动力的源泉。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第 210 页 · 位置 3606

为调动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对于以追求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第 213 页 · 位置 3647

这里又触及一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中央的政策开始是允许带两个徒弟请5个帮手。这也是依据经典，雇工8人是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理论分界点。但现实很快突破了这个限制，结果引起很大争论。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第 213 页 · 位置 3657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1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自1950年代消灭私人经济以来，重新确立了私人经济的法律地位。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第 219 页 · 位置 3747

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很难突破？除了既成利益格局的强大阻力，关键在于意识形态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有三大原则，第一是必须坚持公有制，第二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第三是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反过来说就是三大戒律：一不能搞搞私有产权，二不能搞市场经济，三不能搞雇工剥削。

二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第 220 页 · 位置 3774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越过了它的临界点。经济改革重点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19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轨悄无声息地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并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等市场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建构起较完整的资本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

三 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 第 223 页 · 位置 3821

如果说落后是列宁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则把落后看成一种优势。“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列宁说过，国家越落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越困难。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同列宁的这个说法，他认为国家越落后过渡就越容易，“穷则革命，富则修”，所以要“趁穷过渡”。

三 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 第 228 页 · 位置 3898

延安时期，毛泽东郑重考虑过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他在大军进城前向全党发出警告。毛泽东自信，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然而，毛泽东所理解的民主不是建立程序化的制衡监督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力，而是诉诸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到1957年的整风、1960年的整社、1964年的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

三 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 第 229 页 · 位置 3918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换一个方式说，继续坚持传统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只是回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前提的论断，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

三 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 第 230 页 · 位置 3939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那么，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疯狂圈钱、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黑洞、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等，大都能看到官商勾结联手分赃的身影。

三 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 第 231 页 · 位置 3953

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超越左右，拓宽视野，至少应从三方面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一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三是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战后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

附录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艰难转向 > 第 244 页 · 位置 4175

不可否认，邓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作者对毛、刘、周，乃至对林彪的评价，也都做到了爱不溢美、恶不贬损的客观和公允。

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 第 253 页 · 位置 4306

这个理论被推广到国际问题上，划分敌我友的，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而是不论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三个世界”论断。毛泽东怎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呢？我想，可能毛泽东比较早地看到了一个本质性的命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保证共产党将来不走向和人民对立，社会主义将来可能要出现特殊权力阶层和利益集团。他这个思想受到一个启发，就是南共联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统吉拉斯1957年写的《新阶级》。这本书在1963年初翻译成中文，印成了灰皮书供高级干部内部参考。结果，毛泽东在当年底就提出来了反对“党内走资派”的理论。吉拉斯的主要观点，一是干部是个新阶级；二是干部这个新阶级可以通过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占有社会主义的剩余价值；三是这个社会主义弊病是不可救药的。毛泽东不同意最后一点，他要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搞一次试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口号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参考：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 便确立了消除资产阶级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实行公有制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 这个纲领深植于毛泽东的思想深处 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 同时也是毛泽东一切思考和行动的终极目标 在毛泽东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后 他便有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 于是在建国后 通过他所熟悉的 也被反复证明非常有效的 发动一系列运动的方式 逐步扫清了种种障碍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际 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雏形 信心大增的毛泽东又趁热打铁 紧接着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希望从社会主义直接跃进到共产主义 但严重偏科的毛泽东终于在这里栽了根头 步子迈得太大 扯蛋就在所难免 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党内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最突出的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 痛定思痛 毛泽东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 他朴素地认为 是对人民的教育还不够 于是又发动了社教运动 但这个运动又导致党内更大的分歧 不仅扩大和显化了毛刘之间的矛盾 还使毛和中央一线领导渐行渐远 于是毛转变了原有的想法 他认为需要一场更大更彻底的运动 来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 包括推翻最大最根本的资本主义当权派 也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整个国家官僚体系 企图通过大乱达到大治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毛泽东 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整个逻辑链条 以及根本原因 毛想应用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体系 带领中国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但无情的现实总是背离理论上该有的结果 于是毛泽东便努力在毛泽东思想里寻找修补方法 这就好像一个人 想要抓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纵使臂力惊人 终归也是徒劳一场 最后的剧情也就是这么发展的 毛越是修补 漏洞就越多 那最后的崩塌也就是早晚的事

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 第 254 页 · 位置 4317

文化大革命打击了所有的人，打击知识分子，打击农民，打击工人，等等，但是它的主要矛头是打击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这是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所没有的。再横向比较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都有共性，但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缺少的是什么？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过，这是中国独特的东西。可以说，古今中外，史无前例。斯大林的“大清洗”，主要反映的是党内权力斗争，他是依靠秘密警察KGB来进行的，从肉体上消灭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党内反对派，而毛泽东依靠的是群众。毛泽东认为，依靠这个党组织自身来解决这个党变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要靠人民。所以，他提出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搞了一个重新建党。但是，毛泽东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没有从体制改革入手，还是坚持少数人领导，用群众暴力的手段，采取极左方式搞大民主，来解决这个命题，最终是失败了。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这个命题——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的共产党不能保证今后不走向和人民对立。

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 第 254 页 · 位置 4327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在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搞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列宁新经济政策一类的改革，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多多少少都搞过一点儿的，但邓小平放得更开，走得更远。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底线。但是，我们看到了，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是很难坚持下去的。问题在哪儿？就因为，我们这个体制可以使领导干部合法地、非法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合法的占有，就是他有高收入、大房子、小汽车，各种物质条件优厚；非法的占有，就是贪污腐败，用权力交换巨大利益。

历史的逻辑反映历史的继承性 > 第 258 页 · 位置 4367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这句话很深刻。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试图创造奇迹的思想涌动。

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 > 第 263 页 · 位置 4442

比如，第一次转向，1949～1956年，中国要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因为世界在1947年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国家怎么办？中国卷进去选边了，选的是对苏“一边倒”，也就是联苏反美。而且，到朝鲜跟美国进行了一场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当然也不是一点余地也没有。但它选择了苏联的模式，而且是斯大林的模式。

其实，即使苏联模式，也还有新经济政策模式，还有后来的赫鲁晓夫模式。后来，毛泽东认为，不能稳固新民主主义，要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跟中国在国际上这次选边有关系：在两大阵营对抗、朝鲜战争的背景下，肯定要加速农业合作化，保障快速工业化，牺牲私营，以国营为主来增强国力。

再如，第二次转向是在1956～1958年，这跟斯大林去世后的国际形势有关。斯大林去世的后果显现了，有了一轮“苏东波”，国际共运也出现了理论发展和权力转移的空间，这就影响了中国的那次转型。外部因素的影响，体现在这几次转型都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感觉，得自己面临着一个外部侵略战争的压力，而且战争可能很快就要发生。这样，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受到影响，要快、要抓紧、要转向，要早过渡，要“大跃进”，要抓阶级斗争，要继续革命，一直走向“文革”。最后，对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形势的估计转变了，现实了，就转为改革开放。因此，外部的战争压力，是一个因素。1960年代走向“文革”，背景就是中国在国际两大阵营的冷战中做了选择：要反帝反修。

从196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从高层到基层几乎完全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迷信，而恰恰在“文革”后期又和美国走近了，走向了一个跟美国的关系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走到“联美反苏”的地步了。改革开放是在中美和好、中苏决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同时，还有一个国际环境，就是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特别是新加坡模式，给了中国一个信心——东亚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是可以赶超西方先发的内源型现代化的。

共产党执政以后，干部的素质、当权派的作风等变化其实是很快的，出现了变质、蜕化、腐败、脱离群众、欺压百姓等趋向。即使不用阶级斗争这套话语系统来概括和描绘，老百姓也会用自己的话语来概括，并有所诉求，会从不满走向反抗。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这种不满和反抗，他要释放这个东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没有对民意的这种准确把握，是断然不敢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放手发动群众去打烂和重建党和国家机器的。他力排众议，给了人民群众一个“造反有理”、自我表达的机会。而这么多（亿万）人民群众，能在那么短暂的动员下，那么热烈地起而响应，冲破层层压力和阻力，很快就到了“欲罢不能”的失控地步。这当然是抓住机会，释放长期怨恨的表现，是“趁机造反”。至于后果，则是后来才看清并凝聚相对共识的。如果不从民众自身寻找大革命和大动乱的动因，恐怕也是不能全面总结历史教训的。

用人性和常识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 第 265 页 · 位置 4459

第一个大问题，要说明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就我自己的认识，恐怕有两个大的因素要考虑：一是中共对于工业化目标的追求；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两个因素可以说贯穿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工业化目标是非意识形态的；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这两个东西孰轻孰重，恐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需要做一些具体分析。

用人性和常识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 第 266 页 · 位置 4480

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的最初原动力是什么？一个恐惧，一个饥饿，到底哪个因素更促使底层形成了改革的冲动，或者叫愿望，情况可能很复杂。对于农民来讲是饥饿，对于知识精英来讲可能是恐惧，这两个东西是改革最原始的动力。我认为，这样考察改革的源头，就回到了人本身，是用人性和常识来理解中国改革的原始冲动，而不是仅仅从高层、从观念来看改革的起源。

用人性和常识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 第 267 页 · 位置 4497

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也不是没有搞清楚，朝鲜、越南、古巴都是如此。现在，是把一种预设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其实所有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经验。说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学费论”的翻版。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1976年以前的中国，1991年前的苏联，还有今天的朝鲜和古巴；如果要定义社会主义，这些就是“标本”。

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 第 269 页 · 位置 4508

现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不太注意追溯它的历史来源，这是个不足。列宁写过一本书，叫《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我们现在也应该研究分析一下中国社会主义的来源到底是什么？组成部分是什么？

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 第 269 页 · 位置 4510

我个人的看法，来源基本上有这样几个：一是中国人传统社会理想和中国近代的经历，这在构筑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观念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作用和苏联模式的影响。我认为，党内系统研读过马恩原著的人并不很多，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共产党的启发作用绝不可低估，这个来源是不可否认的；而建设社会主义，从理想到实践，苏联模式的作用非常之大。三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实践与现实的需要。这个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善于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并把它上升为理论。这是共产党能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掌握全国政权后也很有帮助。

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 第 270 页 · 位置 4515

我认为有时把经验当成教条，这也是导致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后来犯的错误就很典型，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固守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理念和迷信群众运动，这就带来了许多问题。这方面的错误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可称之为“经验教条主义”。

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 第 272 页 · 位置 4545

在抗战结束时，毛泽东曾设想战后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有可能更多地要依靠美国的帮助。但在内战爆发、国际冷战兴起之后这已经不可能了。从世界范围看，冷战把工业化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美国的冷战战略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把苏联、东欧隔离在世界市场之外，让它们没办法健康发展，以此来保证美国经济的优势和健康发展。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时候就要被迫做选择，你站在哪边？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华禁运，这个问题就变得别无选择。本来为发展外贸，共产党曾设想凡有外贸能力的私营企业不改制。但西方国家对中国搞封锁，不同中国企业做买卖。这些私营企业就只好转向苏联东欧。然而，苏联东欧又说，我们是计划经济，只跟国营企业做生意。你要与苏联东欧接轨，你当时就得搞计划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