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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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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投资者,巴菲特避免使用财务杠杆、期货、动态套头保值、现代资产组合分析,以及其他由学术界发展起来的神秘的东西。与现代资产组合管理者不同 (其思想是交易者的思想),巴菲特将资本投于少数企业的长期增长。在这一点上,他模仿前代的巨头,如J.P.摩根。

1 奥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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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时,沃伦和拉塞尔就在拉塞尔家对面的加油站数着从苏打水机器里出来的瓶盖数。这可不是一个无聊的举动,而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调查。桔汁的杯子有多少?可乐和无酒精饮料有多少?两个小男孩把这些瓶盖运到货车上,然后把它们在沃伦家的地下室里成堆地贮集起来。他们想知道:哪一种品牌销售量最大?谁的生意最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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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多数孩子都还对商业一无所知时,沃伦就从他那作股票经纪人的父亲手里搞到成卷的股票行情机纸带,他把它们铺在地上,用父亲的标准普尔指数来解释这些报价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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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7岁时,发了一场奇怪的高烧,住进了医院,医生切除了他的盲肠。他身体十分虚弱,因而医生们都担心他会死去。就连父亲端来他最爱喝的面条汤时,沃伦也一口不吃。但在他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他就拿枝铅笔在纸上写满数字。他告诉护士说,这些数字代表着他未来的财产。“现在我虽然没有太多钱,”沃伦兴高采烈地说,“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很富有。我的照片也会出现在报纸上的。”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的沃伦,不是从面汤中,而是从对金钱的梦想中找到了精神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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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丝毫不作反击地应付着这场无奈的战斗。妹妹罗贝塔说:“他没有被逼疯,他把事都埋在心里。”住在街对面的杰里·穆尔发现沃伦这孩子从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他总是害羞地避开邻里间寻常的争吵——避开了任何形式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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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沃伦的儿子彼得曾考虑过,父亲的成功是否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他想离开这个家的欲望驱使。答案不为人知,但他的确有某种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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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沃伦一边咕嘟咕嘟喝着玛丽。福尔克做的鸡面汤,一面宣布他将在30岁以前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还令人不可思议地加上一句:“如果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我就从奥马哈最高的建筑物上跳下去。”

2 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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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华盛顿,人们频繁地搬进搬出,有时就会忘了付钱给他。于是沃伦就和电梯间女孩们达成一项交易,她们可以得到免费的报纸,而一旦有人要搬走,她们就会向沃伦提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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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来说,沃伦把他的送报路线做成了一项大生意。他每个月可以挣到175美金——这可是许多全天工作的年轻人的收入——而且积蓄起来每一毛钱。在1945年他只有14岁的时候,他取出利润中的1200美元,将它投资到了内布拉斯加的一块40英亩的农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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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沃伦几乎连刮脸都还不会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为自己事业的起步做出努力。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搞到手的商业类书籍,钻研着保险业报表,为他的送报路线操劳着。唐纳德·丹利也是威尔森的学生,后来成了沃伦的好朋友,认为沃伦“正在规划达到(金融界)目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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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高年级的时候,丹利花25块钱买了一个旧的弹子球机,沃伦和他整日地玩。机器常常出故障,于是丹利就修理一番,沃伦也因此深深佩服他这位朋友的机械技能。后来沃伦有了个主意:为何不把机器放在威斯康里大街的理发店里,然后把它租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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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找到了理发师,两人达成了五五分成的协议。第一天他们就用这机器赚了14元钱。大约一个月之内,沃伦和丹利就在三家理发店里设置了弹子机。生意火极了,他们又扩大到7家,沃伦——仿佛生活在现实生活的幻想中——想出了一个名字:威尔森角子机公司。“后来,我们每周挣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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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念高年级以前,他对未来职业的打算不仅仅是从商,而是专门从事投资。他坐在家里吃早饭时,别的男孩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只会留意阅读体育版,而他却已经在研究着股票图表了。关于他是这方面专家的猜测之语纷纷流传到学校,连老师们都千方百计想从他那里挖出一些关于股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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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建议他去附近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财务和商业系念书,沃伦回答在那学校只会浪费青春。他已经分发了近60万份报纸,并从中挣了5000多块钱。这些钱有的来自报纸,有的来自威尔森角子机公司,还有的来自内布拉斯加的一家佃户。另外,他已经读了不下一百本有关商业的书籍。他还需要学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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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为止他卖了220打高尔夫球,从中赚了1200美元。把他所有的业绩加起来,他的积蓄达到9800美元。 一点一滴地积攒是巴菲特所挣的每一元钱的源泉。他用潦草、高高低低的笔迹记录下每一分钱——城市设施股票、报纸路线、高尔夫球销售,以及弹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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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在林肯时刚读了格雷厄姆的一本新书《聪明的投资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而且感到这本书非常引人入胜。巴菲特的室友伍德说“它对巴菲特而言就像找到了上帝所在。

3 格雷厄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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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机主要就是A试图判断B、C、D会怎么想,而B、C、D反过来也做着同样的判断。 《有价证券分析》给出了逃脱这个陷阱的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极力主张投资者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行情机上,而要放在股权证明背后的企业身上。通过注意赢利情况、资产情况、未来前景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上,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独立于其市场价格的“内在价值”形成一个概念。 他们认为,市场并非一个能精确衡量价值的“称重计”。相反,它是一个“投票机”,不计其数的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掺杂物,有很多时候,这些决择和理性的价值评判相去甚远。投资的秘诀就在于当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时投资,并且相信市场趋势会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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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买进一种便宜的股票,它变得更便宜了,那该怎么办?作者们承认,如果有时价格定错了,它们得经过“很长一段困扰人心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 在巴菲特来到哥伦比亚的前一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了。《聪明的投资人》把格雷厄姆的哲学精简成“安全边际”。他说,一个投资者应该在他愿意付出的价格和他估计出的股票价值之间保持一个差价——一个较大的差价。这同留些余地给驾驶汽车中可能出现的偏误是一个道理。如果裕度留得足够大,投资者就应该是很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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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企业没有什么变化,格雷厄姆说,投资者就不该再迷信行情机,不论形势有多么的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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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在巴菲特—福尔克公司取得的最大进展根本不是在投资业上,而是巴菲特讲的戴尔·卡内基的公开课上。在上课时他给吓坏了,但他拼命控制住了这种害怕的心情。 一个有趣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为什么一个21岁的股票经纪人想学那种技能?如果巴菲特仅仅只有成为一个投资者的野心,那么他不会预见到自己也许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中谈吐自如;更不用说他会预见有一天他会去做生动的即席讲话,而且能讲得如此富有吸引力,如此简洁,如此恰到好处,以至于他的听众都发誓说他一定有事先拟好的稿子。但是除了成为一个股票挑选行家以外,巴菲特还有什么渴望促使他敢于做这样的尝试呢? 上完卡内基的课以后,巴菲特通过教一个夜班来使自己的技能日臻完善——在奥马哈大学教“投资学原理”。学生们都是30至40岁的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医生。当这位瘦瘦的、领口敞开的21岁的老师走进来的时候,这些医生们不禁发出一阵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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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和苏茜在郊区的怀特·普米恩斯租了一套花园公寓。和在奥马哈的时候一样,沃伦看管好他的每一分钱。他们搬去不久就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霍华德·格雷厄姆。尽管沃伦现在的生活很富裕,他还是给他借来一张婴儿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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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保守态度,他拒绝对公司进行任何主观的分析,而是乐于坚持自己的数学准则。据格雷厄姆的一个助手:欧文·卡胡说,如果有人想和格雷厄姆谈论一家公司的产品,“本就会眼睛看着窗外流露出厌烦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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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默默在做着自己的投资,他取得了更好的业绩。自从 1950年离开大学校园以来,巴菲特的个人资本已由9800美元激增到了1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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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的春天,他和苏茜在昂德伍德大街上租了一间房子,正好离巴菲特家的杂货店两个街区远。这次巴菲特再也没有受雇于人的念头了。5月1日那天,就是他刚到奥马哈的那天,他把一帮家人和朋友们组织起来。有限的7个成员: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艾丽丝姑妈,多克·汤普森——他以前室友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律师丹·莫内——筹集了105000元资金,巴菲特作为总合伙人,投入了100美元,虽然这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巴菲特不再是为他的父亲或本·格雷厄姆挣钱了,而是为他自己的合伙公司——巴菲特有限公司。

4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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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巴菲特在一家公司身上下了100万美元的赌注,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投入,要是这帮医生知道了一定会目瞪口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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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对芒格如此着迷,于是他力劝芒格选择他这一行业,他总对芒格说从事法律简直是浪费他的天赋,而芒格也从不否认: 和沃伦一样,我也有强烈的变得富有的欲望,并不是因为我想拥有法拉利——我想拥有的是独立。我无比渴望得到它。我觉得不得不给别人发送货单确实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5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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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捷运的分析: 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过它的地位,也不可能有什么能动摇它。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工厂等等,然而这种特许权是确实含有价值——在巴菲特看来,这是一种巨大价值,美国捷运在过去的十年中赚到了丰厚的利润,不管色拉油是不是真的,它的顾客并没有走开;而股票市场对这个公司的标价却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它的顾客已经抛弃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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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初,股价跌至每股3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商如同在唱诗班里哼着同样一个调子,一齐高唱着“卖!”而巴菲特决定去买。他将自己的1/4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这种股标可能背负着一种未知的而且潜在的很大比例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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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不遗余力地对他的各种运作途径事先都作出了解释,并且解释得十分具体,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误解会使一个团体走向崩溃。有一次,一个合伙人闯进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的接待室,想要搞清楚资金到底投向了什么地方,巴菲特此刻正在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会谈——比尔后来成了波士顿银行的主席。因此他对秘书说,他现在很忙。过了一会秘书又回来了,说那人坚持要见他。巴菲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对他的秘书说,“抬高价格把那家伙挤出合伙企业。”巴菲特转向布朗说道,“他们该知道我的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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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一开始就订下目标,要每年都以平均10点的优势超过道·琼斯的涨幅。在这一论题上,他向自己的读者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道·琼斯的企业指数反映的是由30种股票组成的无人经营的组合。然而大多数的公司都赶不上它。他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些拥有才智,经过训练和拿着高薪的“华尔街高僧们”,无法使自己的投资组合管理超过那些无人管理的组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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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华尔街上惯常的规矩——达成一致以做出决策——使得一个基金会和另一基金会之间趋于一致,这条规矩来自于这么一个误导的推论“只要是平均分配就会安全”,因而非正统的方式有很大风险。事实上,巴菲特解释说,所谓的逻辑推理有可能导致传统的行为,但也常常导致一种反传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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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是相当反传统的,从在美国捷运、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其他两三种股票上所下的巨额赌注来看,这个庞大的组合只分放在5种股票之中。在理想情况下,如果巴菲特能找到50种同等“优秀”的股票的话,他一定会乐意将资产分散开来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发现他必须费尽力气才能找到一些这样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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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那些与此逆向而行的基金管理者们——也就是说,在华尔街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嘲讽了一番。多元化投资变成了一种忠实的主题。基金管理者们纷纷地把几百种不同的股票塞进自己的证券组合之中,用比利·罗斯的话解释,巴菲特怀疑他们对所选择的证券的了解甚至还赶不上一个酋长对他一百个女人中任意一个老婆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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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囊括许多证券的投资组合在某种股票跌落的时候,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但同样也不会因某种股票的上涨而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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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意味着巴菲特是个赌徒。他像本·格雷厄姆一样尽力避免任何损失。格雷厄姆曾坚持要有相当程度 (如果不是极多的)的多元化投资,而巴菲特认为即使不把自己篮里的鸡蛋分散开来,他也可以保护它们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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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很少想过要把他的财富花费在物质享受上,享受本身并不是他对财富渴求的原因,金钱只不过是一种证明,是他所喜爱的游戏的一个记分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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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茜一方面表现出自己对金钱不感兴趣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狂热的购物者,她在家庭装修上花了15000美元。据巴菲特的一个高尔夫球伴鲍勃。比列格说:“这就像要了他的命一样。”巴菲特曾向比利格抱怨说:“你知不知道如果把这笔钱累积投资20年以后,将会是多大一笔财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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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的同时,巴菲特依旧有着某种特殊的执著。在他看来,每一分钱都可能变成伊莎贝拉王后遗失的财富,如果今天的一分钱明天可以变成那么多钱的话,每花一分钱都会让他发疯。他甚至连人寿保险都不愿意买,他觉得自己能比保险公司更快地利用这笔钱赢利 ,巴菲特评价自己说他正在“逐渐达到吝啬的地步” (然而他在赚钱方面却毫不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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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房子就像一个暴风中心,而沃伦则是风眼。小苏茜说她的父亲总在读书,房子里充满着进进出出的人,朋友、亲戚,以及来和苏茜谈心的孤独的人,小苏茜自己则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地唱歌。儿子们会从阁楼里爬上荷兰式斜房顶,或成群结队地走进房间里,而沃伦则埋没在他的工作之中,他会冲出书房拿走一瓶甜果汁味的百事可乐或恳求他的妻子让孩子们安静下来。“苏珊,叫他们安静点!”

6 买空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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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菲特的基金规模还很小时,这些对他丝毫没有什么干扰,但当他的资本扩大后,巴菲特却逐渐不安起来。拥有更多的现金可进行投资而可做的交易越来越少这两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对自己必须在压力下想出新点子以至于逐渐把弦绷得太紧的局面牢骚满腹。的确,他在60年代晚期写的信读起来就是一部岁月颠倒的编年史。在华尔街变得更加兴高采烈时,巴菲特却更加狐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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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尽量避免对股市进行预测,同时也绝不按人们的观点来买入或卖出股票。他更愿意尝试着去分析单个公司的长期商业前景,这得归咎于他对逻辑推理所有的偏见。一个人可以“预言”股市的趋势,就好像一个人能够预测当一只鸟飞离树梢时它将从哪飞走一样,但那是一种猜测而非一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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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义上,买空卖空的实行者正越来越富裕。假若一般的股票都上涨了,为什么不简单地做一个买进?这个问题时时困扰着巴菲特。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做出的反应,既从自己利益的角度也从他的合伙人的角度。“现在的‘投资时尚’”,他写道,并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满足 (或许这是我的偏见),而大多数无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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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他想放弃“巨额的,轻而易举的利润”的展望是有的,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他只把一个前提作为他事业的支点——那就是他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先生”是错误的。目睹“买空卖空”的成功于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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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提醒人们记起一个表面上不明显的区别:价格是你所付出去的,价值是你所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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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投资者在1957年投资1万美元到道·琼斯,13年以来的总利润将达到15260美元。同样的数额如果投资到合伙人企业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份额后,会产生150270美元的利润。用另一种算法,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以29.5%的年利率增长着,与此相比,道·琼斯指数则是7.4%,人们也许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可以与此相媲美的东西——有音乐领域的莫扎特,在棒球领域的1927年扬基队。然而在投资业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相比。

7 伯克希尔·哈撒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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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不允许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权。 巴菲特对期权的反对是由于大多数的执行总裁都热衷于它。期权的确能带来潜在的——有时是巨大的——投资回报;但是它分散了购买期权者的风险,于是执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驾驭股东的资金。 更细微地来说,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员。一个拥有期权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离开来,他不含有任何损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东的资金来进行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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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就用察思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说明这个观点:“我宁愿要一个赢利率为15%的1千万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赢利5%的10亿规模的企业。”巴菲特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当天晚上,他就飞回奥马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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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建立了这样一种人际关系,通过最少地和人接触来得到最多的效用。要找到他很方便,但这也有不良影响的一面:它使得察思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给他打电话;而当察思一旦真的打电话来时,巴菲特又从来不在电话上多逗留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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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沃尔特是这样简明地陈述自己的哲学的:“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叫做糟糕的风险的东西,而只有糟糕的比率。”这可谓一句价值千金、寓意深刻的话语。从巴菲特在跑马场上懂得了这一道理时起,他便明白林沃尔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

第8章 回归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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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对自己赚来的钱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们说,不要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份遗产。他似乎担心哪怕是给了他们一点儿钱,都容易把他们给宠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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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推销商拉尔夫·里格比在回到奥马哈城时,发现巴菲特处于一种近乎狂喜的状态中。“他说许多人热衷于研究棒球队的战绩或是竞赛规则,”拉尔夫·里格比说道,“而巴菲特有一种赚钱的嗜好,赚钱对于他而言纯粹是一种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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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巴菲特的桥牌牌友、法官约翰·格兰特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一次巴菲特突然眨了眨眼睛说道:“你知道吗,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踏舞。” 到了晚上,巴菲特会去第50大街的克里斯杂货店买最新出版的《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盘价,然后回到家里读上一大堆公司的年报。看这么多材料对其他人而言可能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对于巴菲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夜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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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会用手指着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一栏挨个地看,他发现很多股票的市盈率都不到10倍,这在华尔街也是很少见的:美国的股票在贱卖,却没人想要。巴菲特马上就做出了本能的反应:“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变得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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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投资技巧就是把钱用在刀刃上。由于巴菲特及时出售了优先债券,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有了充裕的资金。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大量买进股票,尤其是媒体行业的股票,包括布斯报业、多媒体公司、哈特-汉克斯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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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4年,巴菲特投资股票的账面损失看起来更加严重了。如果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来衡量,那么净值跌去了整整一半,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巴菲特高昂的士气。 巴菲特之所以如此成功,也是因为他身上具备一种常人所不具有的能力,那就是能够做到不感情用事,他不会因为道琼斯指数影响到自己的判断和投资策略。在20世纪60年代,当他日进斗金时,他却满脑子在考虑万一遭遇熊市该怎么办。如今当他的投资陷入困境时,他却对股市掘金摩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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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菲特而言,所有这些都无法取代对某只股票进行严格的价值分析。当你买入了一股《华盛顿邮报》的股票时,你得到的最终收益并不会以是否爆发中东战争来衡量,你所购买的仅仅是企业的一份权益,是对它在出版业和电视业未来所获得的利润的一份分享权。如果你知道《华盛顿邮报》或任何一家公司到底价值多少,那你就不会被其他因素混淆视听,这正是巴菲特所竭力追求的境界。其他任何因素对他而言都显得无关紧要,更遑论那些对未来争执不休的嘈杂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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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需要这样几种素质:第一,理性与智慧;第二,完善的经营之道;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坚忍不拔的性格

第9章 共生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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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常常认为账面价值表明了公司的“价值”,或者至少是公司价值的一个参考值。但事实上,这两种价值所表达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账面价值衡量的是投入公司的资本加上留存下来的利润。而投资者真正关心的是将来能从公司里得到多少价值,这才是决定公司“价值”的真正要素(巴菲特常把它称作公司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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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一家新的公司要投资糖果生产,它的设备、店铺状况以及存货与喜诗糖果公司完全一样,但是这家新公司生产的糖果品牌却鲜为人知,虽然它的账面价值与喜诗糖果公司是一样的,但是这家公司品牌的影响力要差许多,其内在价值必然要小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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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他每年都会阅读几百家储蓄与贷款公司的年报,其中也包括韦斯科金融公司的年报。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价只有每股十几美元,比其账面价值的一半还要低。巴菲特和芒格两人一起核对了一番,芒格也认为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票很便宜,于是蓝带公司买入了它8%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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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一个政府机构会去指责J·P·摩根过于注重自己的声誉,如果政府机构真这么做了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你为什么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对于与摩根同时代的人而言,提出这个问题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巴菲特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之间的谈话让人不禁觉得这不啻一场跨世纪的对话。这个政府机构以及这些对调查类似案件已经习以为常的律师把公司事务简单地定义成一系列交易,在他们看来,人们在做每笔交易的时候都是万分谨慎的,今天的合作伙伴明天就有可能反目成仇。巴菲特则愿意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来维系生意,让人情和生意都维系长久。他对自己的处事原则十分执着,就好像他对折盖书桌有非同寻常的偏好一样。但事与愿违,这却为别人的怀疑提供了口实。

第10章 投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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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们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着陆之后,凯瑟琳急着要打电话,便问巴菲特有没有10美分的零钱,巴菲特在口袋里摸出一枚25美分的硬币。也许和所有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亿万富翁一样,巴菲特可舍不得浪费15美分,于是就跑出去想换零钱,只听得凯瑟琳在后面大声喊道:“巴菲特,得了,能给我25美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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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不断提醒《华盛顿邮报》公司的高层,就像多年前他在纺织厂给肯·蔡斯忠告一样:企业规模并不是终极目标,股东的高回报才是要致力于争取的目标。从表面上来看,《华盛顿邮报》似乎错过了良机,但其实他是让《华盛顿邮报》真正悬崖勒马了,因为稍有不慎,企业就会把本应属于它的利润白白扔进业绩糟糕的垃圾业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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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本杰明·格雷厄姆让巴菲特与他合著《聪明的投资者》的修订版。他俩通过写信互相联系,但是巴菲特发现自己和老师之间有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巴菲特希望在修订版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何为“优秀企业”(例如喜诗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认为这样的内容对于一般读者太过艰深了。而且,格雷厄姆建议一个人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占个人总资产的比例上限为75%,而巴菲特更加激进,他认为如果某只股票价钱合适的话,他会押上全部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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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市值已经跌到谷底,巴菲特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形势,决定涉足投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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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依然延续了过去的低成本运营方法,就是不依靠销售代理人来进行经营,这个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粗略地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每获取1美元的保费收入,只需要支出15美分的费用,而其他保险公司的平均费用大约为24美分,这就使得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可以降低保费,并在挑选客户时更有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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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说一个投资者在投资股市时,应该记住自己手里拿着一张要终生使用的计次卡。每次他买入一只股票,就相当于在卡上打了个洞。当这卡上已经有20个洞时,他此生就不再做更多的投资了。显然,投资者要对每只股票进行仔细甄选,并挑出其中最值得投资的潜力股。负责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打理投资组合的卢·辛普森说,巴菲特的这个比喻让他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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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格雷厄姆去世以后,评论家们经常讨论巴菲特与格雷厄姆在投资理念上有什么区别。大家认为,巴菲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除了恩师的指点以外,他还受到查理·芒格的影响,也受过作家兼投资家菲利普·费舍尔的影响。他们都强调一个经营完善的好公司与只从数字上来看便宜的公司是不完全相同的。当然他受自己成长经历的影响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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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公司的时候,巴菲特比本杰明·格雷厄姆要更加主观一些,他能够发现一些公司的内在价值,比如喜诗糖果公司,而这些公司是本杰明·格雷厄姆不曾涉猎的

第11章 报业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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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巴菲特的一位心腹描述,巴菲特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知道如果报纸长期停产,他丢掉的市场占有率会是致命的。他要么赶紧复工,要么就关门大吉。但是如果他对卡车司机妥协的话,其他12个工会组织也会不依不饶地相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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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一大早,巴菲特毅然决然地宣布,如果报纸不能正常出版,他就不发工资,并解雇全体员工。不仅如此,巴菲特还宣布,如果司机们影响了最重要的周日版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宁可取消周日版。《晚报》的主要谈判代表理查德·费舍在和巴菲特通完电话后知道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马丁·布鲁根由于受到其他工会的压力,也感到芒刺在背。雷·希尔对他说:“布鲁根,不管你要争取什么,你们都做得太过火了。”最后,布鲁根妥协了,司机们也体面地让步了。到星期二下午,大街小巷上又看到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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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菲特买下它之后,它的税前总损失已高达1200万美元。到了1982年年初,芒格认为他们的损失已经是永远都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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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晚报》周日版的发行量突破了20万份大关,尽管比《信使快报》周日版还少一大截,但是布法罗也盛传着会有一家报纸关张的猜测。巴菲特断然否认自己会让报社破产的说法,说他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可是这座城市确实养不起两家报纸,问题在于谁能撑到最后。到了9月,《信使快报》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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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第一年里,《布法罗新闻报》的税前利润高达1900万美元(这些利润完全属于已经兼并了蓝带公司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布法罗新闻报》的年均赢利在4000万美元左右,比巴菲特在蓝带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上的总投资还要多

第12章 股东利益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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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当巴菲特忙于收购《晚报》时,苏珊在奥马哈的法国咖啡屋演唱。她和同事们偶尔会在演出结束后回到家中欢饮畅聊。巴菲特有时会和他们待上一小会儿,然后就会躲到书房,让苏珊一个人忙前忙后招待大家。儿子彼得回忆说:“我给他们拍过一张照片,妈妈和咖啡屋的人来家里的时候,爸爸就像个家长,总在楼上书房看书,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则像一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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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这是从他1977年写的一封信开始的,当时正是苏珊离家的那段时间。这封信介绍的是巴菲特最基本的投资理念,但是估计没有多少人读过它。巴菲特介绍了自己评价股票的方式,就像他评价一个企业一样:他寻找的是自己能够深入了解的公司,其有一个诚实干练的管理团队,有着良好的成长前景,而且股价不高。他对短期套利交易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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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菲特已经大富大贵,但他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简朴清淡,至少奥马哈城里的人是这样看的。他开着那辆老林肯车到位于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上班,和另外5个人在那里处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业务。他的主要消遣就是打打桥牌,翻翻经济学读物,看看电视上的体育比赛和谈话节目。他和艾丝翠出去吃饭通常都到格兰特餐厅,这是巴菲特的小学同学开的一家不起眼的牛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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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说,买了长期债券就相当于在30年内把自己的“钱”贱卖了。在通货膨胀时期,这就好比一种自杀行为,就像提前几十年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出厂的纱锭定了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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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人们明白通货膨胀的道理,可是谁也无法阻止它的发生。巴菲特痛苦地指出,他接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时候,它每股股票的账面价值等于当时的半盎司黄金,15年以来他殚精竭虑地使股价从原来的每股19.46美元上升到每股335.85美元,但现在还是只能用1股股票买到半盎司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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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巴菲特有切肤之痛的,是这些公司高管们是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帝国,而他们的首要职责本应是为股东服务。巴菲特认为,这样的经理人“最好到政府部门去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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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们要求巴菲特进行拆股,理由是大多数人都认同的逻辑,那就是低价股对投资者似乎更有吸引力,更能激发大众的购买兴趣。但巴菲特在1983年的信中拒绝拆股,理由是把比萨切成许多块并不能增加它的实际尺寸(不信你可以拿一个比萨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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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自然喜欢股票的“高换手率”,但是巴菲特却嘲讽说这种频繁的交易只对“服务生”有利,因为顾客多了他们可以多收小费。

第13章 地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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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她和丈夫在奥马哈城定居下来。尽管经济拮据,她还是把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接了过来,一大家人住在一起。伊萨多·布朗金经营着一家当铺和旧服装店。为了多赚点钱贴补家用,B夫人把地下室的家具卖掉了。她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就让正在上学的孩子们教她。

1937年,B夫人44岁,她一共攒下了500美元,于是就在法纳姆大街租了一个店面,位于巴菲特祖父家杂货店东边的一个街区。她给杂货店起名为“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希望自己的生意能够越做越大。从她当年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她那张坚毅的脸。她的生意经就是:“薄利多销,童叟无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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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菲特看来,这两家商店有着相似的活力,它们都有让竞争者无法近身的护城河。(关于巴菲特对竞争的嫌恶,我们从《布法罗新闻报》上可见一斑。)不论谁要同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较劲,他都得有足够的投资并打一场持久战,光是这种恐惧心态就足以让很多敌手敬而远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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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看每家纺织企业的情况,似乎每家企业的投资决策都是有效而明智的;但如果考虑到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这些所谓的效益就被抵消了,投资是不明智的。(就像在观看游行时,人人都踮起脚尖以为能多看到点儿什么,其实什么也看不到。)

第14章 收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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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给大都市公司开出的股价相当于16倍的市盈率,这个出价在他的恩师格雷厄姆看来太高了。巴菲特也向《商业周刊》坦言:“对我的这个交易决定,格雷厄姆未必会赞成。”巴菲特把赌注压在墨菲和伯克未来能从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中榨出更多的利润上。可实际上,事与愿违。股价在不断上涨,伯克希尔·哈撒韦要发展,巴菲特需要大笔的投资,而且小规模的投资是毫无收效的。除了美国石油领域之外,美国广播公司这笔价值35亿美元的收购案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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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菲特买下斯科特-费兹公司的同时,佩雷尔曼又向世人展示了华尔街的一条新游戏规则,它一旦被使用就能置某家独立公司于死地。科尼·布鲁克在《猎者盛宴》(The Predator’s Ball)杂志上评论说,佩雷尔曼对露华浓公司的进攻就像阶级战争一样。这家化妆品公司的贵族董事长迈克尔·博格里斯认为叼着雪茄的佩雷尔曼和德崇证券公司的金融家都是“开当铺”的。他粗鲁地拒绝了收购要求,说这家公司不准备出售。佩雷尔曼则反击说迈克尔·博格里斯是典型的老古董企业家。博格里斯在巴黎有处豪宅,还有管家,佩雷尔曼称它为“博格里斯城堡”。在一般人看来,这场战争显得很奇怪。佩雷尔曼的武器PP公司(Pantry Pride)的规模只有1.45亿美元,而露华浓则价值10亿美元。可是佩雷尔曼通过垃圾债券融资反而占了优势,他买下了露华浓,博格里斯失业了。事实证明,博格里斯说露华浓不卖的话错了。其实,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买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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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股市并非总是处于理想状态。即便是一个优质公司的股票,如大都市公司,其股价可能也不高。股市投机者往往会抓住这种时机,这并不是因为墨菲和伯克是大树上的枯枝,只是因为他们公司的股票价格不幸跌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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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杰出的年轻银行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菲特失败了。他评论说:“巴菲特有过三种职业。过去他是个猎手,猎取的是低价位的股票。后来他又成了一个投资者,以合适的价格买了不少好企业。再后来,巴菲特又说:‘如果我不能再以合理的价位买到好企业,我就得靠自己的规模取胜,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从我这里学到一课,看看长期投资的威力。’我想,现在他把投资弄得一团糟。他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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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芒格都曾想过能否在股市频繁的买进卖出中获得更大的利润。不过,他们认识到:第一,只买不卖的投资人所缴的税将更少,长此以往这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第二,长期持股也能创造不少机会,包括B夫人和拉尔夫·斯奇利这样的人都愿意与巴菲特合作;第三,巴菲特知道,一旦投资就不轻易撤出的话,他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必须更加谨慎。他和那些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撤资的投资者一样,在进行投资时非常挑剔。这与婚姻一样,如果你在挑选伴侣时谨慎对待,那么婚后生活往往会更加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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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认为投资就是从企业的经营中获益,而不是赚取差价。杠杆收购的推销商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投资者”,他们充其量只是把资产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的倒爷。他们并不创造价值,即巴菲特认为的给社会提供必需的、有用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投机商们的利润,通常只是靠把资产变成债务后节省的一笔巨大的税款

第15章 公与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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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6年早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已突破每股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把一家不起眼的纺织厂变成了一个聚宝盆,其股价涨了167倍;而在同期,道琼斯指数只不过上涨了一倍而已。整个华尔街对他也是又敬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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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菲特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但是他的私人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平凡宁静。和现在的首席执行官不同,他不会事先预约时间,而是率性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比尔·格雷厄姆问巴菲特什么时候方便拜访他时,他回答说:“什么时候都行,我没有固定的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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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亚当·史密斯在《超级金钱》中写道:“这位功成名就的中部美国佬有点怀旧。”这位亿万富翁自己开车,自己理财,住的房子也是在1958年花31500美元买的。他就像美国很多经典传说中描写的那样,以正义和品德打败了大都市的尔虞我诈,用冷静执着应对着瞬息万变的现代快节奏。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中不仅有著名的基金经理马里奥·加贝利等人,还有艾奥瓦州的专栏作家埃皮·莱德勒,他们与巴菲特都一见如故。巴菲特为几百万普通的美国人提供过家庭理财建议,他还是华尔街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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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巴菲特的很多说法并没有夸大自己的成功,反而隐去了许多雄心壮志和精打细算。比如,他说自己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是因为与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不解之缘,而不说是因为哈佛大学没有给他录取通知书,所以他才决定去屈居次席的学府念书。同样,他说自己放弃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职位去奥巴哈不是为了当“小池塘里的大青蛙”,组建巴菲特合伙公司也是听了亲友的劝告,这可以体现出巴菲特并没有居功自傲。当《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报道巴菲特从纽约返乡归来时,他的合伙公司已经开业3周了。他还说,让他当汤姆·墨菲后盾的点子完全是墨菲的杰作,似乎他想把自己的成功刻画成上天的安排,而非他个人一生努力追求财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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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也承认自己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有着双重人格。用他的话说就是,他在家内向,在家门口的大马路上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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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构精干的组织会把时间都花在打理业务上,而不是花在协调人际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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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总能从纷繁复杂的线索中抓住要旨,这是他的一种天赋。他能够精妙地把握住问题的实质,而且说话办事都干练爽快。他认为一个公司如果有太多的领导层,反而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尽管中层管理者可能都是一些聪明、热情而又好心的经理人。但是巴菲特认为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都是不必要的。巴菲特的格言是:“不值得干的事就不值得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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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长补短,巴菲特避免在管理上插手太多,只负责管理出版《世界百科全书》的斯科特-费兹公司和喜诗糖果公司的业务以及其他重大决策。巴菲特经常说,一个人其实并不需要面面俱通,但关键是要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巴菲特对自己的缺陷有自知之明,因此在管理上他会给经营者搭好舞台,但是不会跑到台上去表演,例如他不会对B夫人指手画脚。有许多管理者经常因为干涉下属的微观管理而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巴菲特大胆放手的做法反而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

第16章 大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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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金更加充裕,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巴菲特将如何使用这些钱。巴菲特开玩笑说:“宁可买好股票,也不买好飞机。”可惜,当时他找不到便宜的股票,那时的股市正值牛气冲天。当年春天伯克希尔·哈撒韦召开年会时,道琼斯指数上蹿到让人眼前一亮的2258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为每股3450美元。除了“永久”保留的大都市公司、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华盛顿邮报》3只股票之外,巴菲特已经悄悄地卖掉了其他股票,但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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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并不是在盲目预测。他只是遵守了两条宝贵的原则:第一,永远不要亏损;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原则

第17章 有效市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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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巴菲特合伙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连续63年成功运作的事实,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有效市场理论是愚蠢的……这3个公司买卖的证券多达几百种之多……我们无须去挖掘什么内幕消息……我们是根据完全公开的信息来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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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却没有对“投资异类”的情况有过任何阐述,包括巴菲特、凯恩斯、格雷厄姆、约翰·坦普尔顿、马里奥·加贝利、约翰·内夫和彼得·林奇等投资大师,因为这只会使得整个理论体系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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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说过这么一段话: 在有效市场理论的拥护者看来,如果市场经常是有效的,他们就断言它总是有效的。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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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对立学派的一个严重分歧就在于“风险”的定义。在巴菲特看来,风险是以高于一家公司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其股票的风险,而且各种变化因素是无法穷尽的。一个公司是否只依赖于少数客户?董事长酗酒吗?……由于这些风险的程度和种类不得而知,巴菲特找的只是那些即便出现特例也能够承受得起风险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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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全美国的股票经纪公司都要求它们的分析师仔细评估股票的β值和风险因素,并分析考虑到β值后的回报。 在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看来,这简直是痴人疯语。对一个立足于长远的投资者来说,股票的波动其实并不增加风险。实际上,风险存在于β值确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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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巴菲特投资《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当时《华盛顿邮报》市值的估价为8000万美元,假使在他购买之前《华盛顿邮报》的市值下跌了一半,那么它的波动性就很大了。因此根据有效市场理论来判断,它的风险是很大的。巴菲特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果价值8000万美元的东西我花4000万美元就能买下来,为什么风险反而更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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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把期货和股票混为一谈:它们难道不都是投资吗?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期货是对市场走向的零和博弈,它并不能为企业积累资金,而融资才是股市的根本目的。期货并不在企业的经营上下注,而是对未来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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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市场理论还遭到了另一个重创——经济学家尤金·法马证明股票的β值与股票的实际收益无关。当年他曾因为提出β值的观点而获得诺贝尔奖,现在自己却推翻了之前的学术观点,说β值毫无用处。不过,分析师和学者们还是在使用β值的方法。虽然它的定义总是有微调,但整个理论体系仍然没有改变。《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尽管事实证明它的论据有些“蹩脚”,但该理论还是有其生命力的。

第18章 投资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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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问他是如何判断股票价值的。巴菲特往往会把股票看作债券,债券的内在价值等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股票价值的计算方法其实也一样,它等于每股预计的现金流,不同的只是投资者必须靠自己来判断细节问题:

如果你买入了债券,那么你应该很清楚它未来的收益。假如它是一种好债券,例如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比方说它的票面年利率为9%,你便完全能够预测30年后自己的收益情况……如果你买的是公司股票,你也能得到类似的股息收入,唯一不同的是它只是没有印在股票上而已。我的工作就是要把它算出来并将结果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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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就是用这种价值投资观来寻找价值远远大于股价的价格低估绩优股的。人们很快就能总结出巴菲特购买股票的要诀:

  • 不理睬宏观经济环境的趋势和他人的预测,也不理睬人们对未来股价变化的预测。只注重公司的长期价值,即关注股票在未来可以带来的收益大小。
  • 永远只买自己能看懂的股票。对巴菲特来说,他的专长就是分析那些针对固定消费群的连锁公司。但是,总体而言,规则是一样的:如果你对某个领域的公司不熟悉,不管是报业集团抑或是软件公司,你就无法进行准确的估值。
  • 要找对待股东的钱像对自己的钱那般认真的管理者。要非常详细地研究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和竞争对手的前景。巴菲特说,要相信自己的大脑,不要道听途说、轻信其他分析人士提供的报告。
  • 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分析,大部分股票仍不尽如人意,那就不要理会它们。美林证券公司几乎涉足每一种股票,但巴菲特不会。投资人一旦看中某种股票,就要坚决果断地买入,而且要大单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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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公司以后,成了一名董事,但他在董事会里并不起什么作用。简而言之,不管是谁,只要事先知道这种结果都会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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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认为人最关键的是要坚信自己的判断,要保持镇定,不要临阵慌乱。具体而言,在市场上操作时,你如果判断出了某种股票的价值(公司的价值),那么就不要因为它的股价短暂下跌而心慌意乱。事实上巴菲特在每次投资之前都要完全相信,即使市场连续几年停市,没有任何股票价格的信息,他也会很放松。尽管这一说法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人们并没有每天都得到自己所住的房子的报价,而大多数人都会住得心安理得,并不会因为害怕房价下跌而失眠。巴菲特就是这样看可口可乐的

第19章 控制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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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集团在讨论给孩子们留多少财产合适时,巴菲特说几十万美元就够了。拉里·蒂什反对说:“沃伦,你错了。如果孩子们在12岁时还没被宠坏,那他们就不会被宠坏。”当时正打算让儿子接管《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回忆说:“在这一点上,我和沃伦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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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怀孕后想要个大点的厨房,以便等到孩子出生后再添张桌子,并开个通往后院的门。她制定了预算,大概要花3万美元。苏珊自然知道父亲不会为她付钱,于是就向父亲申请贷款,可父亲开出的利息很高。 最终,巴菲特拒绝了她的要求。 “你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去银行贷款呢?”巴菲特建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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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知道,霍华德是很想要一个农场的。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斗争”之后(借用巴菲特一位朋友的话来形容),巴菲特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最为慷慨的建议。他提出要买下一个农场,然后以标准的商业交易形式租给霍华德来垦种。条件是霍华德必须把经营农场的部分收入交给巴菲特,并支付农场应该缴纳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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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在寻找慈善事业中像可口可乐那样的价值洼地,一种可以把社会大众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的慈善事业。这种想法在股票上行得通,但对公益事业却不太合适。有些项目需要资金支持的计划,例如医学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并非总是立竿见影,资金捐助人可能会承担一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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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大都市公司的问答环节,有人问如果他有权改变税收法,他会怎么做。巴菲特说:“如果我真有权力这么做,估计我的做法会让你吓一大跳。”他要对个人消费征收重税,并收取“极高”的遗产继承税。 如果你想坐飞机四处兜风,没问题,只要你上缴一大笔税,而且必须是重税,因为你消耗的是整个社会的人力、燃料和其他资源。

总结

  • 巴菲特对赚钱有很强烈的欲望, 而且在他很年幼的时候就有非常坚定的想法,并且一直在为这个行动。 查理芒格对富有的欲望主要是想要自由和独立。
  • 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导师有很大的作用,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投资理念也是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另外他从戴尔·卡内基身上学会了讲话和交际的艺术。
  • 热爱自己的工作 有一次,巴菲特的桥牌牌友、法官约翰·格兰特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一次巴菲特突然眨了眨眼睛说道:“你知道吗,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踏舞。”
  • 批判性思维是巴菲特的一大特点,他不会盲目的相信别人的观点,而是会自己去思考,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他的投资组合是相当反传统的,他会在少数几个股票上面下巨额赌注。其实在别人看来是巨赌的投资,在他自己看来赢面相当大。
  • 巴菲特对自己设定了年均超过道·琼斯指数10%的投资目标,并向合伙人详细解释他的投资方式和理念。
  • 巴菲特对孩子们很严苛, 没有用财富溺爱他们,而是让他们自己去赚钱,他认为这样才能让孩子们学会独立。
  • 注重价值:巴菲特强调“价格”和“价值”的区别,他关注的是投资中的价值回报,而非短期价格波动。 尽管买空卖空在名义上能够让实行者获得巨额利润,但巴菲特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做法。他把自己的直觉视为正确,而认为“市场先生”是错误的,因此他选择不频繁买卖股票。 投资者真正关心的是将来能从公司里得到多少价值,这才是决定公司“价值”的真正要素(巴菲特常把它称作公司的“内在价值”) 可能有人会问他是如何判断股票价值的。巴菲特往往会把股票看作债券,债券的内在价值等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股票价值的计算方法其实也一样,它等于每股预计的现金流,不同的只是投资者必须靠自己来判断细节问题: 如果你买入了债券,那么你应该很清楚它未来的收益。假如它是一种好债券,例如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债,比方说它的票面年利率为9%,你便完全能够预测30年后自己的收益情况……如果你买的是公司股票,你也能得到类似的股息收入,唯一不同的是它只是没有印在股票上而已。我的工作就是要把它算出来并将结果印上去。
  • 巴菲特的理论和学界(有效市场理论)的分歧 两个对立学派的一个严重分歧就在于“风险”的定义。在巴菲特看来,风险是以高于一家公司实际价值的价格购买其股票的风险,而且各种变化因素是无法穷尽的。一个公司是否只依赖于少数客户?董事长酗酒吗?……由于这些风险的程度和种类不得而知,巴菲特找的只是那些即便出现特例也能够承受得起风险的公司。 事实上,全美国的股票经纪公司都要求它们的分析师仔细评估股票的β值和风险因素,并分析考虑到β值后的回报。 在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看来,这简直是痴人疯语。对一个立足于长远的投资者来说,股票的波动其实并不增加风险。实际上,风险存在于β值确定之前。 我们来看看巴菲特投资《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当时《华盛顿邮报》市值的估价为8000万美元,假使在他购买之前《华盛顿邮报》的市值下跌了一半,那么它的波动性就很大了。因此根据有效市场理论来判断,它的风险是很大的。巴菲特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果价值8000万美元的东西我花4000万美元就能买下来,为什么风险反而更大呢?” 有效市场理论还遭到了另一个重创——经济学家尤金·法马证明股票的β值与股票的实际收益无关。当年他曾因为提出β值的观点而获得诺贝尔奖,现在自己却推翻了之前的学术观点,说β值毫无用处。
  • 格雷厄姆总结的投资者必备素质 投资需要这样几种素质:第一,理性与智慧;第二,完善的经营之道;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坚忍不拔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