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超越个体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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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沃尔夫开始意识到，罗塞托的秘密不在于饮食，不在于运动，也不在于遗传基因和地理位置，而在于罗塞托社会自身。当沃尔夫和布鲁恩漫步在这个小镇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他们看到这里的人们如何走访亲友，如何在半路上停下来用意大利语拉家常，如何在院子里为家人做饭；他们了解到这里的不同姓氏如何拓展家族规模。这里有许多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长辈在家族中享有绝对权威。居民们都参加圣母圣衣堂的弥撒，教会在团结社会和安抚伤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人口不到两千的小镇上，竟然存在22个相互独立的社会团体。这里的人们崇尚平等理念，富人不会浮夸炫耀，整个社会都愿意帮助失败者走出困境。 在罗塞托人将意大利南部的本土文化移植到宾夕法尼亚州山区的过程中，他们建立起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免受现代社会的压力。罗塞托人之所以健康，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山区小镇。 “我记得第一次去罗塞托，看到祖孙三代共进晚餐，看到街边许多惬意的小面包店。那里的人们经常在街上散步，有空就会坐在门廊聊天。妇女们在制衣厂工作，而男人们则在采石场里劳动。”布鲁恩说，“这真是一幅和谐的图景。”

第一部分：机遇

第1章 马太效应

成功者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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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类》这本书中我想证明，个性作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形式获得家族的荫蔽和支持。那些最终变得卓尔不群的人看似完全依靠个人奋斗，其实不然。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得他们学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因此，只关心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人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探究他们从哪里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何某些人成功，其他人则流于平庸。

生于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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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赛当晚回到家后，巴恩斯利尽可能地收集了许多职业冰球选手信息，结果他发现球员生日集中在1月到3月的现象十分普遍。于是，巴恩斯利夫妇和他一位同事A.H.汤普森又一起收集了安大略省所有球员信息，情况也一样。生于1月的球员远多于生于其他月份的球员。排在第2位的月份是哪月？2月。第3位的呢？3月。巴恩斯利发现，在安大略省，1月出生的球员数量是11月出生的球员数量的5.5倍

不断积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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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恩斯利指出，这种年龄偏斜分布主要是以下3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筛选、分组和区别训练。加拿大人在球员年纪尚小时就开始对他们筛选，进而优胜劣汰，将“天才”和“非天才”分组，给予“天才组”队员强化训练。最终，在以上3种机制共同作用下，生日靠近“年龄分组日”的球员获得了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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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生在年末的孩子来说，家长就认为应该晚一点送孩子去幼儿园，因为他们觉得，让年仅5岁的孩子与比自己大好几个月的其他小朋友竞争，不是件容易事儿。但也有可能更多家长会想，无论孩子在幼儿园有着怎样的劣势，这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很快消失。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冰球队员的成长经历一样，因年龄大几个月而显现的微弱优势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最终引导孩子走向成功或不成功，自信或不自信的轨道中，其影响会延伸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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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也的确能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好。在我们调查的国家中，只有丹麦不采取这种方式。丹麦的教育政策明确规定，必须等到学生满10岁以后才能将他们按能力分组。”丹麦人希望等到年龄的生理差异淡化后再区分学生的能力高低。

我们要做怎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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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援引《新约·马太福音》，把这种现象叫作“马太效应”。“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成功者，换句话说，就是获得这些特殊机遇的人，他们因此最终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富有者因取得了更多的减税优惠从而变得更富有；成绩优异的学生因获得了更优秀的老师的指导，更多的关注，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冰球队9岁至10岁间的孩子中年纪稍大者获得了更多的指导和训练，从而变得更优秀。在社会学领域，所谓成功就是“优势积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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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愿意做出改变，我们就能消除“分组日”带来的偏差。我们可以按照出生月份来举办两个，甚至三个冰球联赛，让球员在各自组别内发展，最后再进行全明星队的选拔。如果出生于年末的捷克和加拿大运动员都能获得平等机会，那么可以想象，这两个国家从此就有两倍的后备队员可供选择了。

第2章 10，000小时的标准

10 000小时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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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关于10 000小时的有趣现象是，10 000小时的确是大量时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确很难依靠自己达到这一要求。你需要获得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时间做练习。事实上，人们要想获得如此大量的练习时间，就必须依靠参加某些特定形式的训练课程（比如冰球队中的全明星队），或者获得某些特定机遇得以进行训练。

安娜堡计算机中心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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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批实现电脑分时系统的高等学府。1967年，使用了分时系统的原型机已经上线运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已经实现100人同时在线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没有几个地方的计算机水平能与密歇根大学相比。”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始创人之一麦克·亚历山大说，“可能麻省理工，卡内基·梅隆大学或者达特茅斯学院能与它相提并论，但除此以外，我想不出别的地方了。” 这对于1971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比尔·乔伊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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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理一理比尔·乔伊的机遇链吧。他有幸考入计算机学科领跑者密歇根大学；有幸第一批使用分时系统，而不是键盘打孔机；又恰巧密歇根大学的机房管理系统有漏洞，他得以想学多长时间就学多长时间；而因为计算机中心24小时开放，他又得以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获得了充分时间练习编程，所以当改造UNIX系统项目开始的时候，他顺理成章地进入项目组。比尔·乔伊的确聪明绝顶，他也热爱学习，这是他成功的一大因素。但是在他成为专家以前，他首先依靠运气获得了成为专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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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歇根大学的时候，我每天编程8小时至10小时。”他继续说道，“到了伯克利，我更是没日没夜地编程。在我的住处就有一个电脑终端，我常常看看老电影，做一些编程，到晚上两三点才睡觉。我经常趴在键盘上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趴在键盘上睡觉的姿势——“你知道键盘要是一直被摁住，机器就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么？一般这样的情况发生3次，我就知道我该去睡觉了。我刚到伯克利的时候，有些东西还做不到得心应手，然而到了第二年，我自己觉得已经很熟练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那时编的程序，直到3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过时。”他停顿了一下在心里做了一道算术题——这花不了比尔·乔伊多少时间。他1971年进入密歇根大学，从二年级起正式学习编程，加上每年的暑假，再加上到伯克利后第一年的日日夜夜。“所以，大概……10 000小时吧，”他最后说道，“对的，没错。”

甲壳虫乐队的汉堡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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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这地方对于甲壳虫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赚的钱多么？不是的。这里酒吧的音响效果特别好？也不是。还是说那里的听众独具慧眼知道甲壳虫未来会成功？这就更不可能了。汉堡对甲壳虫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汉堡“逼迫”甲壳虫乐队超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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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我们的演出水平提高了，我们更自信了。我们陷于通宵演出的日子不能自拔。作为外国人，我们不得不加倍努力，全身心投入，而且常常是超负荷运转。 在利物浦，我们每次的演出时间通常只有1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曲目，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首。到了汉堡，我们每天必须演足8小时，所以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演出技巧，不然人们早听腻了。 8个小时？ 一度担任甲壳虫乐队鼓手的皮特·贝斯特说：“在当时，我们的演出消息一经发布，酒吧老板就开始热情地招揽顾客。我们一周出场7个晚上。一开始我们不间断地演奏到夜里12点半，也就是酒吧的关门时间。后来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酒吧里的人就一直听到凌晨两点。”

1968年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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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并没有买一台实验室用的读卡计算机供学生们使用，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一般是用这种电脑来学习编程；学校买的是一台ASR-33电传打字机。这台机器终端与西雅图计算机中心直接相连，并与主机电脑分时共享。“分时技术一直到1965年才被发明，”盖茨继续说道，“我中学时代的老师竟然如此有远见。”在1971年，仍是大一新生的比尔·乔伊非常幸运地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编程，而在1968年，才上八年级的比尔·盖茨就已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电脑编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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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保罗在华盛顿大学找到一台可以免费使用的电脑。在学校医学中心和物理实验室一般都有这样的电脑，本来是供大家全天24小时使用，但我们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凌晨3点到6点电脑其实是空闲的。”盖茨笑道：“所以我总是一到就寝时间便偷偷溜出家门。华盛顿大学就在我家附近，我步行就能到达，有时也乘公交车去。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对华盛顿大学的捐助总是十分大方，因为学校给了我太多的上机时间。”（多年以后，盖茨的母亲曾说：“我们那个时候总是纳闷，为什么他早上起床总是那么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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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年级到中学毕业的5年，是比尔·盖茨的“汉堡之旅”。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到目前他甚至比比尔·乔伊获得了更多更不可思议的一系统机遇。 机遇之一，盖茨转学进入湖滨学校。1968年世界上还有哪所高中像湖滨学校那样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机遇之二，学校的家长会基金足够支付学校的电脑费用；机遇之三，学校经费用完以后，一位同学家长开的公司（C-Cubed）正巧需要利用周末测试程序代码，既然周末需要工作，也就不在乎是否工作到周末晚上；机遇之四，盖茨恰巧找到ISI公司，该公司恰巧需要人员编写工资管理软件；机遇之五，盖茨的家正好在华盛顿大学步行范围内；机遇之六，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恰好每天凌晨3点到6点无人使用；机遇之七，TRW公司正巧与巴德·彭布鲁克有业务关系；机遇之八，优秀的程序员彭布鲁克在需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想到了这两名中学生；机遇之九，湖滨学校竟然同意学生们远行到外地，花一个春季的时间编写电脑程序。

时势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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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0年到1880年，美国经济正步入其历史上的转型期。此时铁路事业方兴未艾，华尔街金融业崭露头角，工业大生产的序曲正在奏响。旧时代的经济信条被打破，新时代的规则正在形成。这个表格说明，当美国经济转型时代到来的时候，你的年龄与你能否成功关系重大。 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你就错过机遇了。你太年轻，以致无法把握住时代的大好机遇；而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20年代，你的年龄就太大了，你的思想还是处在内战之前的模式。而恰恰是那短短9年间出生的人，才有幸洞察未来的潜力何在。表中的所有人无疑都具有远见卓识，而生在那个时代成了他们最特殊的机遇。这与出生在1月、2月和3月的冰球、足球运动员们所获得的特殊优势一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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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75年1月是个人电脑时代的黎明，那么谁将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去享受黎明的第一线曙光？答案所包含的法则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时代所蕴藏的法则是一样的。 “如果在1975年，你的年龄太大，你可能已经从学校毕业，有可能在IBM这样的大公司找到了工作。一旦你开始在IBM这类公司工作，你就很难向新世界迈进了，”微软原技术总监内森·梅尔沃德说，“你已经成为这个大型电脑公司的一部分，参与了大型电脑的生产过程，你会想，我为什么要跟这些小打小闹的电脑爱好者为伍？对于一些人来说，个人电脑的出现只不过是多了一个行当，并不意味着什么革命。他们只把视野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他们收入很高，生活不错。然而也正因此，他们失去了成为亿万富翁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机会。” 在1975年，如果你的年龄更大些，早已离开校园走向社会，那么你的意识还属于上个时代。你已经买了房子，结了婚，正在抚养襁褓中的孩子。你绝对不可能放弃一个好工作和养老保险，不切实际地花397美元去买什么个人电脑。所以让我们把所有生于1952年以前的人排除在外。 同样的，如果你年纪太小也是不行的。假如1975年你还在上高中，即便你想尽早入电脑这一行，估计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我们也把1958年以后出生的人排除在外。1975年最理想的年龄应该是20岁到21岁（换个说法就是，年龄足够大，大到可以赶上电脑革命，但又不至于太老，老到错过时机），换到出生年份就是1954年至1955年。

第3章 天才之忧（上）

充满想象力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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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对“门槛效应”这个概念进一步进行探讨。既然智力因素仅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那么超越这一程度，智力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另外一些因素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又有点像打篮球：一旦你的身高足够高，人们就开始关注你的速度、球感、灵活性，以及球技和投篮准确性了

第4章 天才之忧（下）

另一位天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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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奥本海默处在兰根的境况之中，他会失去里德学院的奖学金么？他是否同样无法说服教授把课程从早上调到下午？当然不会。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兰根更聪明，而是因为，在如何从社会获得想要的东西方面，奥本海默具有某种特别的悟性。

实践智慧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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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特殊技能，它能让你说服教授把课从上午调到下午，能让你在辩解一宗谋杀案时振振有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mberg）称之为“实践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包括“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种技能更像是一种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技能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能力：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东西的知识。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与智商测试所考查的逻辑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实践智力却没什么逻辑分析能力，或者——如同奥本海默一样幸运——这两种能力都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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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德尔夫人没有像中产阶级母亲那样，发现女儿在唱歌方面的兴趣就想办法帮她把兴趣发展成特长；她也没有讨论女儿在戏剧方面的兴趣，也没有因为负担不起把女儿的兴趣发展成特长的成本而表达歉意。相反，她把女儿卡蒂的技能与兴趣看成其性格的特征——爱唱歌和表演是卡蒂自身的特点。她把卡蒂的表现看成是“可爱的”，是女儿为了“引人注目”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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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孩子如果在学校表现不佳，富裕家庭的父母总会责备老师，他们总站在孩子这一边。拉里奥跟踪研究过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因为她错过了进超前班的机会，孩子母亲就想方设法让孩子补考，给学校递申请，最后让女儿如愿进了超前班。作为对照，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震慑于权威，行事消极，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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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奥强调，一种模式并不一定优于另一种模式。照她看来，家境贫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规矩，更少发牢骚，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上更有创造力，有很好的独立性。然而，协同培养模式带来的好处更多。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动表总被安排得满满的，他们经常在各类体验中来回穿梭。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他们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拉里奥的话说，中产阶级的孩子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a sense of enti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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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奥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阶级优势。亚历克斯比布林德尔更优越，因为亚历克斯家境富裕，他能上更好的学校，同时他（这也许是最关键的区别）从小就被灌输“权利”意识，而这种意识能使他在未来更好地适应社会。

协同培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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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用质疑奥本海默一生中展示出的完美处理各种挑战的能力了吧。如果你有一位能给你高屋建瓴的指导的父亲，你肯定明白紧要关头为自己谈判的价值；如果你从小在纽约的民族文化中学读书，你就不会因为一帮剑桥教授准备处罚你而束手无策；如果你曾在哈佛大学读物理，你会很容易与曾经在几个街区以外的麻省理工读工程的陆军少校[32]打交道。 作为对照，兰根在波兹曼的生活贫乏无味，家中还有一个脾气暴躁酗酒成性的继父。“杰克对我们兄弟几个都十分恶劣，”马克说，“所以我们对权威有本能的抵触。”这就是兰根从童年获得的体验：权威靠不住，凡事靠自己。他父母没有在去诊所的路上教他面对医生时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没有教他面对权威时如何争辩，如何协商。他没有学到过“权利”观念，他只明白了什么是强迫。这看上去似乎是小事，但却成为兰根走出波兹曼，走向世界的障碍。

第5章 乔·弗洛姆的三个启示

启示一：身为犹太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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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学院院长在谈到毕业生找工作需要哪些品质时，给出了更清晰的表述：为了找到好工作，（学生的）家族需要有良好的人际网络，他们需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需要有良好的个性品格，或者有以上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的组合可被称为“可接受性”。如果学生拥有以上任何一个要素，他可以顺利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他拥有以上两个要素，他找的工作可以有选择；如果他同时具有以上三个要素，他就可以想在哪儿工作就在哪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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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老派律师事务所不屑一顾的业务——恶意收购和诉讼——忽然之间变得炙手可热。那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呢？就是那批10年到15年前去不了市中心大公司，只能去二流事务所的律师们。 “（‘白鞋公司’）一直认为恶意收购的案子不值一提，但后来游戏规则变了，他们于是坐下来开会说，嗨，我们应该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弗洛姆说，“如果你在某一领域获得了声誉，生意就自动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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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一想就能发现，这跟比尔·乔伊和比尔·盖茨的故事是多么相似。他们也曾身处前景不明的领域，更不敢奢望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可。但是不久，个人电脑革命爆发，而他们恰巧已经积累了10 000小时，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弗洛姆的情况也一样。他在世达花了20年时间在其专业领域磨砺以须，忽然之间世界形势变了，他已经做好准备。弗洛姆并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之间变成了机遇。 “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比其他律师更聪明，”里夫坎德说，“而是因为他们磨炼了多年的技巧因时势的改变而突然之间变得极有价值。”

启示二：生育潮低谷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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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可能性不来自我们自身，也不来自我们的父母，而是来自我们的时代：即我们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地点和所面临的特定机会。对于一个未来想做律师的人而言，20世纪30年代早期是最佳出生年代；如同1955年之于软件工程师，1835年之于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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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头脑一直很清晰，直到她过世前五六个月。”莫克说，“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她会说些她以前从未说过的话。她为1918年在大流感中过世的朋友流泪。我父母那代人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他们得以幸存，而那场大流感夺取了全球1/10人口的生命。恐惧笼罩着世人，朋友一个个死去。接下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全球经济大萧条，紧跟着又是“二战”。他们那代人的确没有什么机会可言，他们生活在最困难的时代。如果我父亲不是出生在那时候，他的人生会比现在成功许多。”

启示三：服装厂与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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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服装贸易一直是纽约经济规模最大、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在纽约从事服装生产的工人比其他任何领域的工人都多，纽约的服装产量也比世界任何其他城市的都高。当年作为服装工厂的造型独特的大厦，如今依然占据曼哈顿百老汇的半条街。从时代广场下方的20个街区那些10层到15层的服装生产车间和仓库，到苏荷区和翠贝卡区坚固的阁楼建筑，几乎都是为服装制造商、帽子制造商和女士内衣制造商而建，在那些巨大的工作间里，男男女女都在热火朝天地操作缝纫机器。现在回到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一个具有剪裁经验，或者裙装制作经验，或者布匹行经验的人，就等于拥有光明的前景。就这一点，路易斯像极了1986年在硅谷已经拥有10 000小时编程经验的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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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在他每日18小时的工作中学到了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他学会了市场调查，学会了工业化生产，学会了与骄傲专横的北方佬讨价还价，也学会了如何与大众文化接轨，摸索最新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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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来到纽约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他们大多没有从事城市经济产业的专门技能。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当佣人或建筑工人——这样的工作他们干上30年也不可能学到市场调查和工业生产的知识，更不可能摸索流行文化，或是与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北方佬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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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3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让我们实现自我。如果给你两个工作选择，年薪75 000美元的建筑设计师工作和年薪10万美元但余生只能坐在收费站的工作，你会选择哪一个？我猜应该是前者。因为做一份有创造性的工作是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关联性的最佳组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比金钱更重要。 工作能满足上面3条标准就能被称为有意义

成功不是随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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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找到最优秀的律师的成功原因。 他一定生在人口出生率低谷时期，一定在纽约公立学校状况最好的时候读书，一定顺利地开始职业生涯。他应该是个犹太人，因此被城里的老牌律师事务所以“出身”问题拒于门外。他的父母一定在服装行业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父母将自主、复合、付出就有回报的理念传递给他们。他们上了一所好大学——当然未必是顶级学校。他在班里不必是最聪明的，但也是足够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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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19世纪的企业巨头，20世纪的软件巨头都有一个最佳出生年份一样，纽约犹太律师也存在一个最佳出生时间。这个时间就是1930年。出生在那一年的人首先受惠于人口出生率低谷时代的各项好处。这个年份出生的人，到了1970年正好40岁，此时正值纽约法律界面临变革，开始了为期15年的企业并购黄金时代。而此时的“白鞋公司”律师们却任由机会流逝。如果你想在这一时期成为纽约大律师，圈外人的角色对你有利，父母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对你有利，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你也有利。但是如果你同时拥有这3条有利条件——外加聪明才智与驱动力——那这些优势形成的力量将势不可当。这就好比你立志成为冰球运动员，又恰巧生于1月1日。

第二部分：文化传承

第6章 小镇哈伦

人穷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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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文化植根于高地或富庶地区的边缘地带，如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山区。这种解释的逻辑是，如果人们居住在多岩石的山坡地带，由于那里很难耕种，人们大多依靠牧羊生活。游牧文明和耕种文明大相径庭。从事耕种的农民能否活下来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而从事游牧的牧民则更多依靠自己。农民不必担心他们的庄稼一夜就被人全部偷走，除非盗贼有本事一个晚上就把地里所有庄稼全部收割完。但是牧民就有这样的担忧，实际上，他们一直生活在牲口被偷，整个生活被毁的恐惧之下。所以他们养成了好斗的性情：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自己不是弱者，要对危及他们名誉的哪怕最轻微的挑战予以最坚决反击——这就是“荣誉文化”的含义。游牧文化所在的地方，荣誉感在男性那里占据存在感与自我价值的中心。

文化传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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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是事件背后更强大的力量，它植入人性，影响长存。经过数代传承，即便产生文化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已经消失，这种文化也会一直完好无损留传下来。文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行为模式，其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它，我们将无法认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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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传统和行为模式，是否也在个人发展道路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揭秘生活在不同文明中的人们如何通过其特有文化取得成功；同时寻找如何巧妙运用文化传承特性使人们获得更大成功的秘诀

第7章 飞机失事的族裔理论

严禁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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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形容克劳斯当晚说话时使用了“缓和性语气”（mitigated speech），这一术语是指：低调处理所说内容以取悦听众。当我们表示礼貌、害羞、窘迫，或对权威的恭敬时，我们会使用缓和性语气。如果你想请你的老板帮个忙，你肯定不会说：“我下周一要这个。”你会缓和你的语气说：“如果太麻烦就算了，但是如果周末前你有时间看看这个，那就太好了。”在以上这种情景下使用缓和性语气完全正确。但是如果在暴风雨之夜的飞机驾驶舱里用这样的语气，就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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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安全地飞行，飞机应由经验较少的飞行员驾驶。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有更丰富经验的第二驾驶员会在出现状况的时候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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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缓和性语气作斗争，成了过去15年间商业航空业界的主要战役。世界主要航空公司都有一门被称为“机组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课程主要训练机组中的新人如何清晰、有效地与他人沟通。

空难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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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泰德认为，各种文化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区分，他称之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用这个维度衡量，个人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美国。难怪美国是世界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不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处于该维度中的另一端，集体主义倾向性最高的国家是危地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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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夫斯泰德的几个维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权力距离指数”（Power Distance Index，缩写为PDI）。权力距离是指人们对待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指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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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只把自己定位为下属，既然是下属，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关键决定就不应由自己来做，这个决定应由机长来做。可是机长已经筋疲力尽，他没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而此时，专横的纽约航管员要求飞机绕场复飞。克劳斯竭力告诉对方他们正处在危险之中，然而克劳斯通话时采用的是在他们文化中下级向上级汇报的语气。航管员不是哥伦比亚人，而是低权力距离指数的纽约人。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和空中的飞行员之间有任何等级差异。所以对纽约航管员来说，飞行员的缓和性口气并不代表尊重，只代表他们的飞机状况良好。

不断积累的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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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航空801航班跟艾维安卡航空052航班一样，具备了飞机失事的3条典型前提：轻微的技术故障；坏天气；疲惫的飞行员。这3个条件中单独任何一条都不能造成事故，只有在3个条件同时具备，并同时作用在机组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事故才会发生。而大韩航空801航班正处在这样的麻烦之中。

第8章 稻田与数学

数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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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学习方面，亚洲人具有某种“内在”的优势，这种“内在”优势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优势。多年来，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生——以及从小在这些国家长大随后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在数学方面明显超过他们的西方同学

稻田中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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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农民，你在冬天是不会整天睡大觉的。从11月到来年2月这段短暂的旱季里，南方农民会忙于其他农活。他们会把编好的竹篮、斗笠拿到市场上卖。这个时间也是他们修理水田围堰的好时机，还可以顺便整理黏土层。他们会让孩子到邻村亲戚家去帮忙，人们忙于晒豆子，做豆腐，还有人去捕蛇（这些都是美味食材）和各类昆虫。等到了立春，农民们回到田里，拿出比种玉米或种小麦多10倍到20倍的功夫打理稻田。有专家估计，从事水稻耕种的亚洲农民一年的工作时长约为3 000小时。

建立在勤劳基础之上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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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水稻种植的特点，地租制度要保证丰收之年让农民也能增加收入，以此激励农民。这一制度就是固定利率地租，地主们会说，无论丰收与否，我只收定量的粮食，如果今年丰收了，你们的余粮也多了。水稻种植不适宜使用像农奴制或工资制这样的生产形式，因为这些制度下很难保证劳动者有真正的热情和责任心，促使他们精准控制大米生产的每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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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努力工作的精神品质在亚洲人身上很常见。在西方的各大名校，亚洲学生总被认为是最后离开图书馆的人。他们有时甚至因为这种看法而备感冒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模式化的标签是某种轻视的表现。然而亚洲学生依旧视努力工作为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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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性，而稻田中产生的文明的精华是，通过努力工作，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贫穷中寻找人生的真正价值。

第9章 玛丽塔之幸

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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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P学园最著名的课程要数数学课。在南布朗克斯区，只有16%的中学生的数学水平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在KIPP学园，许多五年级学生都感觉数学是他们最喜爱的学科。到了七年级，KIPP的学生开始学习高中代数，到八年级期末，有84%的学生数学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这个通过随机抽选的，生活在环境最差的地区的——这里的家长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大学——低收入家庭孩子所组成的学校，在数学方面与那些家庭条件最优越的学生一样出色。

西方教育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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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每年种植两季甚至三季水稻，休耕时间很短。事实上，稻米的营养成分主要得益于水的灌溉，所以人们耕种的次数越多，收割的粮食也越多。 但是西方农业却恰恰相反。无论是麦田还是玉米地，每隔几年必须休耕，否则土地很快会贫瘠。每年冬天都有一些土地需要休耕，而休耕就会减缓春种秋收的节奏。据此，教育改革者对学童大脑耕耘的方式就容易理解了。在建立教育规范的时候，人们通常遵循与此类似的其他规范，而他们只知道小麦的种植需要休耕。所以，头脑即便需要耕耘，也不应过量，否则就会贫瘠。如何避免大脑贫瘠？那就是将暑假假期延长——这项美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对美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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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故事来自牙买加

干练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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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乔依丝·格拉德威尔能够完成大学学业，首先得益于麦克米伦博士，其次是圣希尔达女校分享奖学金的校友，最后是中国人商店的强森先生。当然，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拜外祖母黛西·纳什所赐。

异类成功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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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本可以安心接受天才的称号，没必要在回顾人生历程的时候表现出谦卑：“是的，我是幸运的。”他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成功的确因为幸运：没有湖滨学校电脑俱乐部在1968年为他提供电脑，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无论是冰球运动员，比尔·乔伊，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是任何意义上的超常之辈，都无法目空一切地说：“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类的一般经验，他们的成就绝非石破天惊也非神秘莫测。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后天养成；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是因为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到底，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