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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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又令赶紧用石块填缺口，不管是谁，向缺口抛一块石，赏钱一千文。一时间，石块从各处飞来，不但太平军兵士被砸伤砸死很多，正在搏斗的清兵也有不少被砸。一个亲兵对左宗棠说：“左师爷，石头打死我们许多人，传令不抛了吧！” 左宗棠双眼怒睁，喝道：“胡说！是几条命要紧，还是长沙城要紧？先投石，打死的以后再抚恤。”
自古成大事，均是要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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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请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究在何处？”曾国藩十分恭敬地向唐鉴请教。 “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唐鉴抚摸着垂在胸前一尺有余的银须，腰板挺得笔直，不假思索地回答，“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切不可视为浏览之书。检身之要，我送你八字。即检摄在外，在‘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至于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专精，则万不能通一经。比如老夫，生平所精者，亦不过《易》一种耳。”曾国藩听了镜海先生这番话，有昭然若发蒙之感。
经唐鉴逐一指点，曾国藩于学问之道和修身之法似乎一下子全明朗了。唐鉴又告诉他，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并说倭仁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行，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说自己记日记一一如实，决不欺瞒，夜晚与老妻亲热，亦记于日记中。曾国藩听后心中暗自发笑，也佩服老头子诚实不欺的品德。 自从跟着唐鉴学义理之学后，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修饬，并立下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日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又作《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内。朋友们见了，无不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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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拿着唐鉴的这封信，反复看了几遍，心潮澎湃，起伏不安。当年在先生安静的四合院内，师生之间不知多少次探讨过历代的治乱兴衰，对张良、陈平、诸葛亮、王猛、谢安、魏征、房玄龄、范仲淹、司马光、张居正等人的辉煌相业，神往不已。也曾暗暗下了决心，今生一定要入阁拜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史官将自己的业绩记在青史上，激励后世读书人。他想起谢绝张亮基相邀之事。正是要自己办大事的时候，为何如此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呢？“世无艰难，何来人杰？”唐鉴的话像闷雷一样，在耳边沉重地响起。涤生啊涤生，平素漫自矜许，当时机来到之时，你却畏葸不前，害怕困难，这不是懦弱无能吗？曾国藩捧着唐鉴的来信，在椅子上正襟危坐，对自己提出了严厉的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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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悖！放肆！”咸丰帝再也不能忍受了。一年来，臣工们也曾上过不少指责时弊、规劝皇上的奏疏，但语气都极为委婉温和。对这样的奏疏，咸丰帝看得下。尽管文字用得婉转，但用意他还是明白的，他喜欢臣下都用这样的语言奏对。他没有想到，今天曾国藩在众多文武面前，居然用“失误”“虚文”“骄矜”这样尖刻的语气来指责，他感到自己至高无上的尊严受到了挫伤，怒火中烧。曾国藩分明是瞧自己只是刚过弱冠的年轻人，才敢如此肆无忌惮。今日如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怎能建立起自己的威望？他厉声喝道：“曾国藩所奏纯属想象之词，并无实在内容。如此以激辞上奏而沽忠直之名，岂不虚伪？岂不骄矜？该当何罪？！” 两班文武见咸丰帝盛怒，莫不战栗异常。慌得大学士祁隽藻忙出班叩首奏道：“曾国藩所奏狂悖，罪该万死。但姑念他敢于冒死直谏者，原视皇上为尧舜之君。自古君圣臣直，恳求皇上宽恕他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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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岁那年和三十二岁那年，他又两次到广州应试，两次皆报罢。待到第四次名落孙山时，心高气傲的洪秀全气得脸发白、唇发紫。他当天就烧掉家藏的全部“四书”“五经”和诸如《闱墨观止》之类的书，愤然地对族弟洪仁玕说：“满洲人主持的考试我再也不参加了，日后我要自己开科取士，气死那些混账东西！”后来，他索性连孔子的牌位也砸掉，出走到广西贵平一带，和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六人结为异姓兄弟，将梁发送的《劝世良言》加以发挥，在广西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发展会众，积极筹备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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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和洪秀全不同。他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天父天兄的位置。他不相信真的有什么天父天兄，也不相信洪秀全是天父的次子，自己是天父的四子这一类无稽之谈。他参加拜上帝会，信仰天父上帝，只不过是利用他们而已。要办大事，就得有很多人，人多了，就要有组织；维系这个组织，就要有信仰。至于这个信仰是真理还是谬误，暂时可不管，只要大家相信就可以了。杨秀清拜上帝，其实不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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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指示审案局，对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为着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匪徒，赏银五两。重赏之下，团丁个个踊跃，有的一天甚至捉几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土匪、抢王、盗贼及其他闹事者，捉一个，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委员们讲，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要以申、韩、商鞅的手段办案，不要怕今后得车裂的下场。为着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曾国藩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守住。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这十个站笼天天都装着犯人，天天都在长沙城内巡游，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怵，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残忍酷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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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廷瓒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里的人。” “是串子会里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瓒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为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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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贰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还是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做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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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唯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国家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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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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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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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随时注意从团丁中识拔人才，发现有武艺较好、人又实在的团丁，便加奖掖，并提拔起来充当什长、哨长。每天夜晚，则重温历代兵书，尤其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细细加以揣摩，许多地方，都照戚继光所说的办，大团训练日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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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掉清德，换谁来当长沙协副将呢？论才能，杨载福最合适。但他仅只一外委把总，小小的九品顶戴，与从二品的副将相差太远了。诸殿元也可胜任，但也只是个从六品的千总，骤升副将，也嫌太快。从官阶来看，塔齐布是参将，从三品，最高，从才具方面来说，固然不及杨、诸，但塔齐布老实恭顺，此外尚有杨、诸天生不及之处，那便是塔齐布为镶黄旗人。曾国藩深知皇上对汉人猜忌甚多，今后要建曾家军，从皇上到朝野满人都会不放心。倘若有人参一本，随便加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立刻就可满门抄斩。必须推个满人出来！名义上还要把这个满人摆在自己之上，才可能消除皇上及朝野满人的顾虑。若是推个才大心大的出来，今后驾驭不了，那就更麻烦。塔齐布虽无大才，但听话，又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想必日后不会有意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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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好比一群乌鸦麇集之地，只有当你浑身变得和它们一样黑的时候，才不会听到前后左右的聒噪声。漫说建不成新军队，就是辛辛苦苦建起来，不久也会被绿营的恶习所传染，最终也必定会和他们一起烂掉。必须离开长沙！这一点，曾国藩是愈来愈看清了。二月份，在给皇上的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到衡州一带地方混乱，拟到衡州去驻扎一段时期。那时他已觉察到长沙官场的难处，暗中为自己埋下一条出路。皇上对此没有异议，至今一直没有走，是因为他有顾虑，担心到衡州去扩充团练，会招致离开监督、自树一帜的非议。现在顾不得这些议论，非去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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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漠然看着金松龄，一言不发，蜡黄的长面孔阴沉沉、冷冰冰的，如同一张将死老马的脸。罗泽南慌忙出队跑到台上，跪下，磕了一个头：“曾大人，金松龄罪虽该死，但卑职当初跟他商议时，他并不赞同卑职的主意，情尚可原，且又是初犯，目前正是用人之际，恳求大人饶他一死。” 罗泽南第一次在曾国藩面前叫他“大人”，自称“卑职”，使他心中一震。就凭着与罗泽南多年的深交而今日这样匍匐求情的面子，应该可以饶恕金松龄的死罪。曾国藩稍一犹豫，立即定了定神。不行！今天可以饶恕金松龄，明天就可以饶恕别人。犯了罪的人，一经讲情便饶恕，今后军中还能杀人吗？军法还有威严吗？倘若军纪松弛，今后不能成事，自己辜负朝廷之罪，谁来饶恕？他又一次握紧左手，严厉地对罗泽南说：“军中无戏言，既不同意，可以不答应；一经答应，岂可不践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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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听了弟弟的哭诉，半晌作不得声。一提起母亲，他心里就悲痛。早知金松龄的父亲救过母亲的命，他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对待金松龄。这件事，国葆以前没说过，金松龄自己也没说过，他不觉对金松龄生出敬意来。但现在当着全体官勇的面，只因金松龄对自己有私恩便出尔反尔，饶他死罪，官勇将会怎样议论自己呢？威信怎能树立呢？军纪又何能整肃呢？不能收回成命！母亲已经死去，她老人家也不可能因此而责备自己了。为了湘勇今后的战斗力，为荡平洪杨的大业，松龄老弟，委屈你了，我是不得已才借你的头颅号令三军的。几十年后，到九泉之下，我再向你负荆请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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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终于无法回天。小姑一天天瘦了，干了。她再也不水灵灵、嫩生生了。挨到第二年春天，正是百花盛开的时候，小姑却长眠在寸草不生的斗笠岭。玉麟悔恨不已，那时如果鼓起勇气跟外婆讲清一切就好了。外婆那样的慈祥，对自己、对小姑那样的疼爱，她会宽恕我们的孟浪的。假若那时就携带小姑一道回渣江，怎么会有今天她的早逝呢？玉麟捶胸打背，呼天抢地，但已经晚了。在小姑的坟前，玉麟栽下一棵枞树，又拿出那幅麒麟梅花图来，失神地看着，喃喃低语：“小姑，我这一生要画一万幅梅花来纪念你，纪念我们生死不渝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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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捋着长须，微闭着三角眼在思索：这申名标分明是个湘江上的水盗，梁山泊里阮氏三雄那样的人物。这种人最无品行操守，给他当个头目，他会坏了军风军纪，把一群人都带坏；若只给他当个普通勇丁，谁又能管得了他？如不要，此人勇敢，有些功夫，目前正是用人之际，埋没了他的长技，又太可惜。尤其是当过关天培手下的把总，这点更使曾国藩动心。对关天培，曾国藩一向钦佩，在关提督手下当过把总的人，总不是十分不济的人。收，还是不收？曾国藩在犹豫着。彭玉麟说：“大人，这等鼠盗之辈，纵有某些长处，也还是以不用为好，将来败坏军营风气，为害更大。” 杨载福见曾国藩沉吟不语，便说：“大人，雪琴兄的话固然有道理，但依载福看来，此人尚能用。我与他交手半个时辰之久，无论水上水下的功夫，湘勇水师中还少有人及得他的。况且用人如用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主要看在驾驭得不得法。” 曾国藩频频点头，杨载福的这种观点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暗思，莫看杨载福年纪轻轻，真有大将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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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一贴出去，应募者纷至沓来。那个年代，老百姓贫穷困苦，走投无路。苦难的岁月，使得人对生的留恋大大减弱，对死也不甚畏惧，反正生和死都差不了多少。他们想：投军吃粮，固然容易死在战场，但吃了几天饱饭，喝了几顿好酒，就是死了也值得，兴许还能在战场上发横财也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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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没想到左宗棠不但不劝慰他，反而来这样一顿痛骂，又气愤又尴尬，冷冷地问：“你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理由何在？” “好吧，让我慢慢地说给你听，使你心服口服。”左宗棠一屁股坐到曾国藩床边，声色俱厉地说，“你二十八岁入翰苑，三十七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皇上对你的恩情，天高地厚，河长海深。洪杨作乱，朝廷有难，皇上委派你帮办团练，指望你保境安民、平乱兴邦，你却刚刚出师，便以受挫而自杀，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你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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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齐布招之即来。曾国藩问：“塔提督，湖南绿营，你将如何统率？” “绿营腐败已甚，当今之务，首在严加整顿。”塔齐布不假思索地回答。曾国藩微微摇头，说：“严加整顿，固是必行之事，但今日首务，却不在此。” “智亭兄，今日治绿营，当首在收抚人心，其手段只有一个字。”曾国藩伸出一只手，清脆地吐出一个字来，“赏！” 塔齐布按曾国藩的指示，遍赏绿营将士，得六品军功者，多达三千人。火宫殿闹事的那几个镇筸兵，也都在赏赐之列，于是绿营皆大欢喜。塔齐布又特地请来邓绍良一道喝酒，邓绍良很受感动。绿营将士知曾国藩和新提督宽宏大量，不记旧怨，军心立即稳定下来。 与遍赏绿营相反，对湘勇，曾国藩却实行塔齐布所提出的“严加整顿”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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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任命署理湖北巡抚十天后的第二道上谕！他谢恩后，怏怏回到卧室，百思不解。倘若是皇上在接到辞谢奏折后再下这道上谕，也还可以说得过去。上次辞署抚折是九月十三日拜发的，兵部火票上清楚说明九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这分明不是圣衷对辞谢的接受，而是对前命的否定。更使曾国藩不舒服的是，湖北巡抚一职，居然由毫不相干的陶恩培来补授。这个对头平白无故地，半年之间两获迁升，湘勇流血奋战夺得的城池，竟然由他来主宰，真正应了湘乡的一句老话：牛犁田，马吃谷，别人生儿他享福。什么人来湖北当巡抚都可以，唯独这个陶恩培，曾国藩怎么也不能接受。他心里气愤不过，加之几天来接连熬夜，竟然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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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汉阳的同日克复，给青麟带来希望。他钦佩曾国藩的军事谋略，更感谢他为自己将功补过所出的好主意。青麟哪里知道，曾国藩给朝廷的报捷折里，压根儿就没提青麟一个字。谨慎老练的曾国藩非常清楚，为舍城逃命的巡抚说情，无异于捋虎须，必然引起皇上的震怒，而以献巡抚为名获取长毛的信任，又置大清王朝的尊严何在？曾国藩决不会因一个贪生怕死的青麟，而有损自己和湘勇的前程。武昌、汉阳同日克复，这是湘勇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自太平军起事以来，朝廷方面所获得的最大军事成就，它应当是一幅辉煌灿烂、完美无缺的大捷图，不应当，也不允许有一丝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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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半夜，德音杭布的卧室还亮着灯光。原来，德音杭布和多隆阿在盛京共事过一段时期，深知他的底细，鄙视他的为人。德音杭布并不知多隆阿奉密谕而来，在今天这场酒席上，他既看到曾国藩的不受苞苴，又看到多隆阿的贪财好货。他想了很久，决定向皇上上一道密折，把到湘勇大营这几天来所了解的情况作个禀报，既称赞曾国藩廉洁奉公，治军严明，又将多隆阿收下红牡丹玛瑙的事也写了进去。德音杭布睡着之后，蒋益澧把密折偷出来，送给曾国藩。曾国藩看完密折，露出快意的微笑，对蒋益澧说：“把它放回原处，让皇上早日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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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哨官哨长，主要在实心办事，有忠义血性；其次在能吃苦，号令严明，有智谋。此中尤以实心办事最为重要。实心，就是真心实肠，朴实稳当，这是第一义。至于算路程之远近，算粮草之余缺，算彼己之强弱，都是第二义了。这也就是德和才之间的关系。德才兼备最好，二者不可兼得，宁可用才低点而德好的人，决不可用才高德薄之人。” 国华点头称是。曾国藩知道弟弟的脾性，又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对待部属，大哥有两句话，望弟切记。” 国华望着大哥，诚恳地说：“请大哥赐教。” “这两句话是：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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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材说：“我这两天也常想这事，要是能把江面封锁起来就好了。” 国贤说：“有办法。当年东吴阻挡晋军，后晋阻挡后汉，都曾用过铁锁拦江的办法。我们何不学前人的样，也打根铁锁将长江锁住。” 国材说：“这个办法也并不有效，岂不闻‘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诗吗？” 国材的几句诗一背，国贤垂头丧气了。国虞想了想，说：“国贤的主意也可以考虑，当年东吴和后晋的铁锁，中间没有船承受，又只一根。我们改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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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生读圣贤书，谈不上高见，却也有点心得。”杨国栋并不谦让，放胆而谈，“某以为程朱之学，以‘不欺’二字可以尽之。不欺人，尤贵不欺己。今人不欺人者，千不得一，不欺己者，万不得一。某知之二十年，试行二十年，而终不能做到，故千里来京，求教于大人。” 曾国藩听了很高兴，说：“足下功夫犹未到家，知而不行，非真知也；若一旦真知，自然能行。朱子讲先知后行，阳明讲知行合一，二位先贤讲的都有道理。朱子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又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先贤这些至理名言都说得深刻，足下好好领会，身体力行，必然大有长进。”
注解：
“某以为程朱之学，以‘不欺’二字可以尽之。不欺人，尤贵不欺己。”：杨国栋提到他认为程朱之学的核心在于”不欺”，即不欺骗他人，但更重要的是不欺骗自己，即要坚守诚实和真实。
“今人不欺人者，千不得一，不欺己者，万不得一。”：杨国栋认为，今天的人很少能够做到既不欺骗他人又不欺骗自己，这种品质在现代社会非常罕见。
“某知之二十年，试行二十年，而终不能做到，故千里来京，求教于大人。”：杨国栋坦白承认自己虽然了解这一道德原则已经二十年，也尝试了二十年，但最终仍然无法完全做到，因此他特地千里远道来到京城，希望曾国藩能够教导他。
“曾国藩听了很高兴”：曾国藩听了杨国栋的话后感到高兴，因为他看到了杨国栋的真诚和渴望学习的态度。
“朱子讲先知后行，阳明讲知行合一”：曾国藩提到了朱子和阳明，他们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化思想家。朱子强调先要有知识，然后才能付诸行动，而阳明则主张知识和行动应该合一，不应分开。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曾国藩引用了朱子和阳明的言论，强调知识和行动相辅相成，知识是行动的起点，行动是知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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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上银子，急急忙忙和仆人赶路。谁知到家后，老父已瘐死狱中。谢家因有人做大官，结果我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也没打赢官司。谢家人平素口口声声讲孔孟程朱，却原来是这样的狼心狗肺。”说到这里，杨国栋望着曾国藩苦笑一下，“不怕大人见怪，我一生气，从那时起，就不再读孔孟程朱的书了。程朱之书说的都是诚，不诚无物。其实，这世上哪来的诚！谢家讲诚，就不会有我老父瘐死狱中；我若讲诚，便没有主仆二人回家的盘缠。我过去二十多年，都被它误了。原来悟出的‘不欺’二字，竟是完完全全地欺骗了自己！” 曾国藩正色道：“程朱讲的都是对的，只是世人没有照着做罢了。足下不过因偶尔受挫，便愤世嫉俗以至如此，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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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没有作声，只是拿出一张纸来，写了几句话在上面，说还要向彭统领请教请教。我拿过纸看时，竟不明白她写的什么。”说罢，将纸递给彭玉麟。曾国藩好奇地凑过来看，只见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 纱窗碧透横斜影月光寒处空帏冷香柱细烧檀沉沉正夜阑更深方困睡倦极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处别魂销
彭玉麟拖长音调，从最后一字读起，竟然真的又读出一首《菩萨蛮》来：“销魂别处何寥寂，感情含思愁生极。倦睡困方深，更阑夜正沉。沉檀烧细柱，香冷帏空处。寒光月影斜，横透碧窗纱。” 曾国藩叹道：“昔曹大家、苏若兰之才，亦不过如此。” 杨国栋兴冲冲地进了妹子的房。一会儿，又红光满面地出来说：“小妹对彭统领的聪明才学十分佩服，她还想请彭统领就眼前之景和心中之念作一首七律。” 认真想想，然后一气挥就： 长江不许大王雄，王浚楼船要建功。十万天兵驱虎豹，三千犀甲奋貔熊。 旌旗常带潇湘雨，鼓角先清淮海风。戎马书生少智略，全凭忠愤格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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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沟边顿时聚集一千多名太平军将士，罗大纲下令发箭。水沟那边如飞蝗般的利箭射来，水沟这边，湘勇一片片倒下，胆小的吓得掉头就跑。李续宾气得两眼冒火，怒不可遏地挥起一刀，杀了一个逃在最前面的湘勇，后面几个吓蒙了，站着不动。李续宾又手起刀落，一刀一个，连杀四五个勇丁，这才把纷纷后逃的勇丁镇住，硬着头皮再去厮杀。李续宾举起刀吼道：“弟兄们，今夜里我们拼出去了。谁要是向后逃命，格杀勿论！大家齐心打赢这仗，我为兄弟们请功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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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向曾国藩报告在京所得的情报，回来的一路上，康福作了深思熟虑。这趟京师之行太重要了，许多机密，在两湖是永远无法知道的。如果不了解朝廷的真实意图，再好的作为行事，都有可能成为瞎碰乱撞。为此，康福十分佩服曾国藩派他进京的这个决策。康福没有做过官，不懂官场奥妙。他以为曾国藩这两年来拼死拼活组建湘勇，攻克武昌、汉阳，朝廷上下一定会是一片赞扬之声，谁知大谬不然。那些不利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他呢？康福苦恼地想了许多天。最后，他决定和盘托出。康福认为这才是对曾国藩的真正忠诚，如果报喜不报忧，反而会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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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卷，是唐代科场中的一种习尚。应举者在考试前把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显贵，这就叫“行卷”。国藩当然知道，但他没有干过。一来国藩与朝中任何显贵无一面之识，二来他相信自己的场中诗文定然会十分出色，无须行卷。经劳崇光这一提，曾国藩倒有点悔了，若通过朋友辗转投送，平日所作诗文，也有可能到达朝中一二显贵之手。不过，现在已晚了。 “老前辈，殿试都完了，行卷还有什么用呢？” “常规行卷固然已晚，但如果你朝考中的诗文，能在阅卷官评定之前，到达一些显贵名流手中，通过他们来揄扬，事情就好办了。但时间甚为仓促，只在一两天之内就要办好，此事亦颇棘手。” 曾国藩顿时茅塞大开，兴奋地说：“晚生有个办法，可以让多人很快就见到我的场中诗文，只是要仰仗老前辈鼎力相助。” “有什么好主意？你说吧！” “晚生从试场出来后，就径来老前辈府上。请老前辈帮我叫十个抄手，备十匹快马，把我的场中诗文立时誊抄十份，火速分送十位前辈大人，请他们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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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鼓励，曾国藩索性来个慷慨激昂：“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今之英夷，船坚炮利，国力强盛，更非历来入侵夷狄可比。我朝宜开放码头，与之交易，以行和抚之策为上。若凭一时意气，妄开边衅，以今日中国之船炮，门生以为，不可能全胜英夷；既不可全胜，又劳民伤财，国家不宁，故居枢垣者，当以国家千秋大局为重，决不可凭一时意气办事。门生深为钦佩大人虑远谋深，以国事为重的宰相气度。我朝与英夷交往，应持一种忠信态度。圣人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门生以为，与夷狄相往来，忠信笃敬是基础。至于鸦片一事，宜与英夷讲妥，此种东西不能作为正常贸易品。对内，则给予勾结英夷、私贩鸦片，从中牟取暴利的官民，以严刑峻法，那些吸食者，亦要加以从重处罚。只要我们自己内部严行禁绝，门生想，英夷之鸦片在中国市场上就会自然消除，此为釜底抽薪之策。而与英夷作刀兵交锋，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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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曾国藩来到养性殿。养性殿是皇宫收藏前代名人字画的宫殿，皇帝接见臣下，一般不在这里。守殿的大太监名叫过业大，人称大公公。国藩与大公公打声招呼后，便端坐在养性殿候驾。一坐整整两个时辰，时至正午，尚不见召，国藩心中犯疑，请大公公打听。一会儿，大公公告诉他：皇上今天不来了，明天在养心殿召见。 曾国藩是个心细的人，他回到家里，越想此事越蹊跷。在翰林院当差七年了，受皇上召见也有好几次，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他赶紧套上马车，去见恩师穆彰阿，请教此中原委。穆彰阿也觉得奇怪，详细询问事情的前前后后，和阗玉球在手中滚过百把圈后，他明白了。穆彰阿立即叫仆人带上三百两银子去找大公公，要大公公将养性殿内的陈设，尤其是四壁悬挂的字画，一幅不漏、一字不漏地抄出。夜间，大公公送来抄单。穆彰阿要曾国藩读熟记住。 翌日，道光帝在养心殿东阁召见曾国藩。 “朕昨日有事耽搁了，卿在养性殿坐了很长时间，殿里的字画都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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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士讲，祁隽藻这么一说，皇上像是被提醒了似的，说，‘老先生老成谋国，忠心可嘉。朕一时高兴，没有想到这一层。看来曾国藩不宜署理湖北巡抚。’祁隽藻说，‘老臣今日正为此事而来。我朝制度，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士兵本身登于国家名册，家口载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铨选调补，操于兵部，故军队归于中央。虽然白莲教造反时，各省都组织乡勇，但只是捍卫乡里、剿匪安境而已，人员也不过数十上百。现在曾国藩的勇丁已达两万，勇由将募，将听曾国藩之令。这两万人马，已变成听命于曾国藩一人之令的军队。皇上想过没有，现在再授予曾国藩巡抚之职，握有地方实权，后果将会如何？皇上，古话说得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皇上明白祁隽藻的意思，说，‘那就收回成命，赏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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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士对此事比周学士还了解得多些。袁学士说，皇上在南书房里说的话，立刻被传了出来，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据说几天后，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对皇上说，皇上将最高爵位赏给攻下江宁的人，必定对前线是个极大的鼓舞。但他提醒皇上，江北大营是琦善为首，江南大营是和春为首，北路大军是桂明、多隆阿为统帅，他们都是满人，若立此盖世功勋，当然可以封王。但水路和南路是曾部堂在指挥，倘若曾部堂先攻下江宁，若封王又坏了祖制，不封王又失信于天下。皇上说，琦善、和春就在江宁旁边，当然是他们先攻下江宁。僧王说那不一定，琦善、和春均非成此大功之人，除非皇上对南北两大营再增兵加饷。袁学士说，从那以后，朝廷事事优待南北两大营。袁学士对此颇为气愤，说：皇上是想汉人出力，满人封王。” 袁芳瑛的话使曾国藩大为震动，难怪陕西、江西的协饷至今未到，难道是朝廷把它调给了江南、江北两大营？一股委屈的情绪袭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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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听说曾国藩在湖南练勇，艰苦备尝，其为人刚正廉明，疾恶如仇，在湖南得罪不少人，或许有人挟嫌亦未可知。祈皇上明察。’皇上称赞袁学士奏对得体，没有再问下去了。袁学士对我说，挟嫌之人很可能就是陶恩培。此人惯行的手段是用重金收买京官，又最喜欢向朝廷上密折。衡州知府陆传应是他的心腹，船山后人赠剑事，多半是陆传应得知后，再告诉陶恩培，陶恩培再密告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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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先要在皇上面前建立一个谦虚谨慎、不居功不自恃的形象。他走到书案前，抽出一张纸来，给皇上拟了一道奏折： 臣奉命援鄂皖，肃清江面，岂不知艰大之责，非臣愚所能胜任，只以东南数省大局糜烂，凡为臣子，至此无论有职无职，有才无才，皆当毕力竭诚，以图补救于万一，遂自忘其愚陋，日夜愁思，冀收天下之效。然守制未终，臣之方寸，常负疚于神明。虽治军近两年，平日墨绖素冠，常如礼庐之日，而夺情视事，此心终难自安。日前田镇大捷，皆臣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桂明、多隆阿等人之功，微臣毫无劳绩。刻下臣拟会同水陆两路，向九江进发。嗣后湖南之勇，或得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敢受。伏求圣上俯鉴愚忱。倘借皇上训诲，办理日有起色，江面渐次廓清，即当据实奏明回籍，补行心衷，以达人子之至情，而明微臣之初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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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折写好后，曾国藩又逐字逐句细读一遍，自认无一字瑕疵后，方才叫司书连夜誊抄。这时，刘蓉进来了。刘蓉看了奏折后，说：“痛快！对这种庸吏就要这样严参。”过一会儿，又对曾国藩说，“陈启迈就厘局之事已上告朝廷，你不妨再附一片，陈述不得不办厘局的苦衷，并说明目前赣南尚无厘局，请饬江西省迅速在赣南建局，以助军饷；同时表明，一俟湘勇离开江西，赣北所建之局全部归还江西。这样既可使朝廷放心，又利于与新巡抚相处。” “你想得真周到！”曾国藩对这个主意甚为赞赏。 曾国藩知道德音杭布也恼火陈启迈，便将奏折送给他看，请他履行向朝廷作证的诺言。德音杭布也拟了一折，把陈启迈和江西吏治大骂一通，寄给兵部尚书阿灵阿，托他代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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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大半夜国事，兄弟三人又扯到家事。曾国藩问：“沅甫，你刚从家里来，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看到大哥一脸正色，沅甫猜想一定问的是大事。 “去年年底，我写信要各位老弟代我将衡州五马冲的一百亩水田退掉，不知现在退了没有？” “早退了。”沅甫听问的是这么一件小事，心想，这也值得如此认真！遂不经意地说，“大哥还挂着那件事！接到大哥的信后不久就退了。四哥也是一番好心，说大哥在外带兵，顾不得家事，我们把大哥寄回的钱买点田放在这里，今后也好为侄儿们谋点家业。五马冲的田，还是请欧阳老先生去看的，田蛮好。” “退了就好。澄侯及各位老弟的心意我领受了。纪泽母子在家，承大家照顾，大哥心里已很感激，还要买什么田呢？父亲与叔父至今未分家，老班兄弟尚且怡怡一堂，哪有大哥自置私田之理！此风一开，将来澄侯必置产于暮下，温甫必置产于大步桥，沅甫、季洪必各置产于中沙、紫甸数处，将来子孙必有轻弃祖居而移徒外家者。” 说到这里，曾国藩脸色严峻，温、沅也敛容恭听。 “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产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你们嫂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年幼无知，全仗诸弟教训，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于鄙私一路，则将来计较锱铢，局量日窄，难以挽回。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多于五马冲十倍百倍，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大哥我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温甫、沅甫见大哥说得道理凛然，深为钦佩，说：“大哥教导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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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也罢了。”郭嵩焘继续说，“原拟每引盐可售价二十五两，除去成本和各项开支外，在广信一带出售，每引可赚四两多。谁知每引只能卖到二十两左右，几乎赚不到钱。” “这是什么原因？”曾国藩感到事情严重了，净赚十万两的计划岂不要落空！ “后来一打听，近来大批走私淮盐正在出售，价格也在每引十九、二十两之间，有的还便宜些。” “三令五申严禁私盐，为何没有堵住？”曾国藩气得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江西的州县，不是你这个兵部侍郎所能管得了的。你可能还不知道，那些从安徽贼区买淮盐的私贩子，几乎个个都有官府做靠山。走私盐是州县官吏的一大财路，他们会真正地禁止吗？据说……”郭嵩焘走到曾国藩身边，小声说，“藩司陆元烺、署理盐法道南昌知府史致谔就是最大的走私犯。” “筠仙，你有确凿根据吗？”曾国藩转过脸，咄咄逼人地问，“如果有，我即刻上奏弹劾。这班人，简直是国之巨蠹！”
“涤生，按我们的交情，我是应该留在这里帮帮你的，但这次办理盐务，办得我心灰意冷了。我想，我们大清帝国怕真的要亡了。不是亡在长毛手里，而是亡在自己人手里。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一本介绍英国国情的书，夷人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我真想到英国去亲眼看看。”
“你若像我这样，不在地方办事，又不带勇剿贼则罢，倘若指望办成大事，剿灭逆贼，你有些做法要改。” “旁观者清。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对，你就直言不讳吧！”曾国藩已感受到郭嵩焘的一片真心。 “第一，要联络好地方文武，不要总是站在与他们为敌的地位，当妥协处则妥协。常言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第二，越俎代庖之事不能再做，费力不讨好，反招怨敌。第三，要利用绿营的力量，不要再单枪匹马地干。若做到这三点，许多事情会办得好些。” “筠仙，你这三点的确是金玉良言。今后是要按你的意见办，否则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还是一事无成。”曾国藩说到这里，想起江西局面的困危，眼眶潮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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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回家不久，他收到了湖南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赏假三个月，假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他深知江西军务的难办，估计无人可以代替自己，遂援大学士贾桢的先例，请皇上同意他在籍终制，皇上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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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道人听后，开口笑了起来：“大爷胸襟，贫道亦知。然大爷之病，乃情志不正常而引起，无情之草木，岂能治有情之疾病？” “难道就不能治吗？”曾国潢忧郁地问。 “可治，可治。”道人严肃地说，“大爷之病，乃情志所致之心病也。岐黄医世人之身病，黄老医世人之心病，愿大爷弃以往处世之道，改行黄老之术，则心可清，气可静，神可守舍，精自内敛，百病消除，万愁尽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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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磨墨运笔，很快写出一张处方来，交与曾国藩。曾国藩接过处方，问：“弟子还想冒昧请教仙师，眼下天气炎热，万物焦燥，弟子更是五内沸腾，如坐蒸笼，为何今日在仙师处，总觉有凉风吹拂而不热呢？” “大爷所问，一字可回答。”道人套上笔筒，说，“乃静耳。老子说，‘清静天下正。’南华真人发挥得更详尽，‘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世间凡夫俗子，为名，为利，为妻室，为子孙，心如何静得下来？外感热浪，内遭心烦，故燥热难耐。大爷或许忧国忧民，畏谗惧讥，或许心有不解之结，肩有未卸之任，也不能静下来，故有如坐蒸笼之感。切脉时，贫道以己心之静感染了大爷，故大爷觉得有凉风吹拂而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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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微笑着说：“还是我方才说的两句话，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有的身病起源于心病，故还得治本才能奏效。大爷回去后，多读几遍《道德经》和《南华经》，深思反省，再益以所开的处方，自然身病心病都可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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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时代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形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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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出身军人世家，年纪轻轻便做了殿前蓝翎侍卫，累迁至头等侍卫，出为广州汉军副都统，走的是满洲贵族子弟的特权道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杨霈被撤职后，他由荆州将军任上调湖广总督。此人于游冶享受样样精通，就是于打仗治民不通，占着湖广总督的高位，什么事都不做，却又出于满洲权贵防范汉人的本性，对胡林翼事事横加干涉，弄得胡处处为难。一气之下，胡要幕僚起草奏折，向皇上告状。幕僚劝告：江南汉人手握重兵，朝廷如何放心得下？官文名为总督，实是朝廷派到湖广监视汉人的耳目，告官文的状，只会徒增皇上的反感。最好的办法是取得官文的支持，督抚同心，共成大业。胡林翼经此指点，立刻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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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官文三十岁的六姨太生日，总督衙门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要为六姨太热闹一番。谁知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无好感，耻于为一个年轻的姨太太祝寿。生日这天，日上三竿了，总督衙门还冷冷清清。官文心里着急，六姨太气得嘤嘤哭泣。将近正午了，武昌城里的重要官员，仍无一人登门。官文无法，只得降尊纡贵，派人四处再请。正在这时，一顶绿呢大轿抬来，前面仪仗森严，后面跟着几顶花呢绣轿。一个家丁飞奔过来，递上一个名刺。管家接过一看，上面赫然写着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大名。管家喜出望外，连忙进府报告官文。官文欢喜异常，亲到大门外迎接。胡林翼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以太太之礼，给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六姨太破涕为笑，在二门外恭迎胡家太夫人、夫人。听说巡抚以如此隆重的礼仪庆贺官文六姨太的生日，不到一个时辰，湖北藩司、臬司、粮道、盐道、汉阳知府、武昌知府全部来齐了。六姨太得了一个全脸面。宴席上，胡太夫人、静娟夫人尽选些好听的话恭维六姨太，把个六姨太喜得合不上嘴。临别时，胡太夫人又郑重邀请六姨太到巡抚衙门去做客，六姨太乐滋滋地接受了。 第二天一早，一顶花呢大轿将六姨太抬进巡抚衙门，胡太夫人、静娟夫人设盛宴款待，陪着玩牌听曲，扯家常。六姨太自幼丧母，见胡太夫人这样喜欢她，便认胡太夫人为母。胡太夫人高高兴兴地收下这个义女，又叫她拜见了兄长胡林翼。胡太夫人送给六姨太一副金镯金耳环金戒指，算是给义女的见面礼。六姨太回府后，在枕边对着官文说起胡家母子的千好万好。并说，从今以后两家认了亲，就是一家了，就不要再为难胡林翼了。官文对这个娇媚聪敏的六姨太向来百依百顺，果然从此再不给胡林翼找岔子了。军事民事，全付与胡林翼一手办理，他只在上面画诺而已；而胡林翼也表面上对他恭敬顺从。武昌城里督抚关系之亲密，为全国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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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有幸，又与大人相晤，只是面容为山火所毁，不知惊吓故人否？尝思以陌路相接谈，或更少成见梗阻，故未能相认，尚乞谅宥是幸。山人为此次晤谈，计谋日久，思虑至深，所谈者，句句为医病，亦句句为立身。满人主中原两百年之久，何尝轻授兵权于汉人？大人虽雄才大略，连克名城，然亦气运转移，得乘时之利也。湘勇系大人所手创，听大人所调遣，替大人立功，亦为大人招妒也，此故岷樵、润芝位列封疆，而大人仍客悬虚位也。当此之时，战战兢兢犹恐不及，岂能四处开罪人耶？《道德经》一部，可以五字概括：柔弱胜刚强。前此不十分顺心，盖全用申韩之故也。山人试问大人：古往今来，纯用申韩，有几人功成身全？大人不久将再次奉命出山。山人夜观天象，见荆楚将星倍添光彩，知大人时运已至。望从此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如此，则六年前山人为大人许下之愿，将不日实现。盼好自为之。 江右陈敷顿首谨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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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高，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们二十多年的交往，情同骨肉，那几句话还能记在心里？况且，你说的都有道理。”曾国藩真诚地说，“就如当年一样，你话虽说得重了点，但纯是一片好心。这几年，你在很艰难的条件下，为湘勇筹拨了二百九十万两饷银，你为江西战场作出的贡献比我大得多。你的几点军事建议，我后悔没有早采纳，不然九江、湖口早就拿下了。” “正是这话！”左宗棠素来不会谦虚客套，直来直去，心里怎么想的，嘴里便怎么说，“实话对你讲，润芝、雪琴他们之所以连克长江沿线城镇，就是用我的主动出击的主意。涤生，稳扎稳打，是你的长处，不能出奇制胜则是你的短处。要想百战百胜，必须两者相结合。这次复出带兵，我希望你能更多地注意审时度势，出奇制胜。” “你说得很对，我的失败，就在于太平实，缺乏奇策。在这方面，你今后还要多给我指点指点。”这句话，一半是为了讨得左宗棠的欢心，一半也是曾国藩的心里话。这段时期来，他检讨自己的过失，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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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天，曾国藩坐着绿呢大轿，遍拜长沙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两县知县，他也亲去造访。手握重兵的湘勇统帅，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行动，使长沙官场人人自惭，纷纷表示要尽全力支持子弟兵在外打胜仗，立军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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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顺风，船航行七日后到了武昌。作过一番官场应酬后，曾国藩一头扎进了巡抚衙门。从私交到国事，从朝廷到地方，从湘勇到太平军，从过去的失误到今后的设想，曾国藩和胡林翼足足谈了三日三夜。在离开武昌前往巴河的途中，对今后的用兵方略，他已成竹在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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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昌，曾国藩如同在长沙一样，主动遍拜南昌官场，并每人送上一篓上等君山毛尖。南昌官场这一年多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俊因德音杭布事，被撤去了巡抚职，召回北京，原布政使耆龄升任巡抚。曾国藩对耆龄等人检讨了自己过去在江西的差错，承担了未与地方商量擅建厘卡的责任，缓和了以往与南昌官场格格不入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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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门生正要跟着恩师学习起草奏折哩！”绝顶聪明的李鸿章将失望藏起，装出一副满心喜悦的样子，“家兄曾跟我说过，筠仙有次起草奏折，中有‘屡战屡败’四字。恩师看后，将‘战’‘败’二字互换位置，变为‘屡败屡战’。家兄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位置一换，满篇精神大变。门生在安徽时，听福中丞说，恩师奏折，当今无双。门生过去跟恩师学古文时不用心，现在要补上这一课。” 李鸿章此时提起这件往事，真是恰到好处。曾国藩开心地笑笑说：“好吧，你今天回旅馆去结账，明日一早到军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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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李鸿章欠身答道，“咸丰三年初，我随吕侍郎在家乡办团练，几仗打下来，吃了不少苦头。这些苦头，大部分来自对地形不熟悉。有一次，我与长毛打仗，打败了，想找条路逃都找不到，结果几十个弟兄送了命，我幸而躲在草丛中才免于死。长毛走后，我问当地百姓。他们告诉我，穿过松树林后就是一条大路，路口左右是两座小石山，是天然的堡垒，只要百把个弓箭手埋伏在石山上，就是一千人也都会死在那里。我听后半晌作不得声，倘若早点知道此处地形，不仅那几十个弟兄不会死，说不定还可反败为胜。我于是下定决心要绘制一套详细地图，远胜朝廷颁发的乾隆内府图。我从团练中抽出几十个知书识字、头脑灵活、办事可靠的人，派他们到各府去实地调查，足足用了十个月时间，终于绘制了这十四幅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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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率部离开福建，经江西、湖南向西开拔。朝廷分析石达开有可能入四川，急调曾国藩入川剿堵。一旦入川，则远离江宁，今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拿下它。这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事。他上奏皇上，请求让他进兵皖中，为三河之役报仇。奏折刚拜发，荆七送来一封信。原来，这信是李鸿章从五里外的县城里，托人捎来的。信上说，咸丰二年六月与恩师在京分别后，第二年正月，便随同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与长毛、捻子作战。这些年来，巡抚福济不明事理，钦差大臣胜保多方猜忌排挤，在安徽很不得意，欲投奔恩师，不知肯收留否？
李鸿章主张说四川不可去，其原因也正是刚才所说的。恩师多年浴血奋战，已将长毛逼在皖中、苏南一隅之地，现在反而忽然掉头入蜀，到千里之遥去堵流寇，将这伸手可摘之熟桃让给别人，就是恩师不在乎，湘勇将官弟兄也不情愿呀！就是门生在一旁，也为恩师抱不平。”
况且川督王庆云为人器局狭小，很久以来就想当蜀王，他决不会愿意恩师入川的。门生说四川不必去，是指石逆目前已成流寇，军心不稳，士气不旺，此去四川，将很可能走向末路，四川兵力足可制服他，不必动用湘勇这把牛刀。门生以为，恩师须立即向皇上陈明入川之非和入皖之要，同时亦请官帅、胡帅代为说明不能离开东南的原因；官帅、胡帅要成功，也是离不开恩师的。为使朝廷明白此中道理，恩师可命令目前在徽州、宁国的鲍超之部暂且撤离皖南。这样，长毛一定会乘虚而入，翁中丞必定急奏朝廷，那时各方交章挽留，恩师将免去入川之劳。” 曾国藩不得不佩服这个比他小十二岁的门生的见事之明。在湘勇主要将领中，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无一人有李鸿章这样洞察全局的清醒、机巧应变的手腕！人才难得呀！两江一带，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要留心访寻延揽。想到这里，曾国藩忽然记起温甫讲的赵烈文进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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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荃，你说的固然有道理，但北援事关君臣大义、将帅职责。君父有难，臣子岂能袖手旁观？洋人即使不再北进一步，我湘勇将士也应该受命入京呀！”毕竟老师的尊严要保持，曾国藩不能再以刚才的口气问李鸿章。明明是希望学生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老师却以教训的口吻说话。李鸿章对老师的性格是熟悉的，忙答道：“恩师教导得是，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恩师与胡中丞，位居督抚，理应亲带湘勇前往，鲍超乃一战将，非一面之才，且受胜保指挥，亦恐二人难以协调。依门生之见，恩师可据此再作一奏折，请皇上于曾、胡二人中指定一人，统兵北上，护卫京畿。圣旨下达之时，立即发兵。”说到这里，李鸿章压低了声音，“从祁门到京师，奏折最快要走半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恭亲王早已和洋人达成了协议。到那时，北援勤王一事，已是过丘之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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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驭勇自有一套与大哥大不相同的办法。他不作什么忠于皇上之类的训话，也没有繁琐的规章制度，他的办法很简单，只有两条：一是打仗时，所有官勇都要给他死命地打，不肯出力的，贪生怕死的，他授权分统、营官、哨官，有权就地处决；二是打完胜仗后恣意享乐。通常是，野战打赢了，听任勇丁抢敌尸身上的金银财宝，直至剥衣服；攻下城池后，让勇丁快活三日，这三日内不论奸抢掳掠，杀人越货，一概不问，三日过后再禁止
曾国藩对九弟“快活三日”的犒勇之法很不满意，多次劝说，曾国荃当面答应，实际上却一点不改。他有他的想法：没有甜头，谁会为你卖命？忠君保朝廷，只能跟读书人说说，种田人出身的勇丁，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吉字营驻安庆城外久了，前壕外新增了不少店铺，其中尤以茶楼、烟馆、妓院为多；有的营官哨官干脆用几十两银子买个逃荒女子，给她盖个茅棚住下，天天相会，好像要在这里成家立业，生活一辈子似的。所有这一切，曾国荃一概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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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鲍不和，使曾国藩颇伤脑筋。打援，主要靠鲍超的霆字营，不能撤鲍超；多隆阿在安庆附近打仗多年，地形熟悉，也不能换多隆阿。鲍超勇猛，但头脑简单；多隆阿硬打不行，但算计尚可。二人要携起手来，才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早几年，曾国藩处理这样的事，必定采取强硬的措施，要么强迫鲍超听多隆阿的命令，要么断然调离多隆阿。但现在的曾国藩，不想用这样生硬的办法了。他温语安慰鲍超，留他住下，一面派人去挂车河，将多隆阿请来。
曾国藩客气地接待多隆阿。寒暄毕，多隆阿问：“不知大人将多某从挂车河唤来有何要事？” 曾国藩神色严肃地说：“倘若没有大事，将军军务繁忙，鄙人怎能打扰。”说罢，吩咐荆七，“把那封匿名信件取来给多将军看。” 荆七进到内室，捧出一封信函来。曾国藩接过，双手递给多隆阿，多隆阿随手给了额尔真。额尔真看着看着，脸色很不自在，看完后也不作声。多隆阿奇怪，问：“信上写的什么？说与本都统听听。” 额尔真略为踌躇后，说：“大人，这封信说驻守在桐城县南的军队军纪差，骚扰百姓，将百姓家的鸡子搜括一空。” “放屁！”多隆阿骂道，“这都是鲍超干的，怎么算到老子头上来了！” “多将军莫发怒，这里还有一封说好的。”说话之间，荆七又从里屋拿出一封信。 额尔真看后面露喜色，对多隆阿说：“这封信夸将军智勇非凡，半夜劫营，几声炮响，便轰走五万捻军，实不亚当年张翼德在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江水为之倒流的气概。”
“多将军，从挂车河到罗昌市近两万名兵勇所做的一切，都要算到你的头上。为什么世人会这样呢？因为你是那里朝廷兵勇的主帅，那里兵勇的是非功过都与你分不开。我岂不知半夜劫营乃鲍超所为，岂不知好吃鸡乃鲍超的嗜好，抢鸡必定是他的勾当，但我向朝廷禀报，也会如同世人给我写的信一样，功也罢，过也罢，都要算到你多礼堂将军的头上。眼下，长毛倾数万人马前来援救安庆，挂车河一带的战场，乃天下第一大战场，皇上廑注，四海瞩目，东南半壁的安危，系于将军一人。多将军只能与部属精诚团结，万众一心打败长毛，方才不负皇上所托，世人所望；倘若此时与部下不和，贻误战机，让长毛占了便宜，多将军，你想过没有，那时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曾国藩这几句话说得多隆阿神色悚然，他心悦诚服地说：“大人指教得是。”
曾国藩见他能够听得进，心里喜欢，继续说下去：“世以多、鲍并称，其实我心中有数，鲍如何可与多比？这几年鲍超能得名，实靠将军荫庇。鲍超乃一蠢悍武夫，只知硬打瞎冲，又不懂算计，又不讲军纪，岂可以与将军比得？将军出身世家，深通韬略，善觇军机，驭下有方，爱民如子，古之司马穰苴用兵，也未必能超过将军。鄙人之所以将鲍超从皖南调来，正是让他有机会跟着将军学习带兵之法。日前我已将此种用心与鲍超挑明，鲍超愿听将军调配，并无贰心。况且鲍超勇猛，亦世间少有，只要将军调配得宜，是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将军为打援主帅，鲍超之功，即将军之功。相反鲍超之失，亦是将军之失。愿将军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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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劝降程学启的故事：
穆老三是程学启的救命恩人。 眼看双方激战了几天，势均力敌，集贤关难以打破，曾国藩对赵烈文说：“看你的第二步棋了。” 这天下午，穆老三正在家里闲坐，两个一胖一瘦的黑汉子走进他的家门。穆老三见两人来得蹊跷，忙站起来赔着笑脸说：“二位有何贵干？”两个汉子紧绷着脸问：“你是穆老三吗？”穆老三点了点头。“实话告诉你，我们是安庆城里的太平军。”穆老三心想，一定是程哥派来的人，于是放下心来，招呼他们坐，一面又去倒茶。 瘦子摆摆手，厉声说：“不要张罗了，我们不是程监军派来的，我们是擎天侯刘玱林的人。” 穆老三刚放下的心又提起来了。“有人告发，说前几天程监军在你家里和清妖曾老九见了面，曾老九还送了一套副将官服，有这事吗？” 穆老三是个未见过世面的人，听了这几句话，脸都吓黑了，心想：这怎么得了，一旦坐实，脑袋不丢了吗？好在副将官服已藏在地下，他们搜不出，心里略安定些，便说：“总爷，没有这事，这是别人诬告的。” 胖子说：“是不是真的，我们搜后再说。”说着便把穆老三的家翻个底朝天，并不见副将官服。穆老三愈加镇定了：“两位总爷，我说没这事吧！”瘦子说：“有这事也好，无这事也好，不关我们的事，你陪我们去见擎天侯，当面对他讲清楚。”穆老三害怕了：“我家有生病的老母，走不开，你们行行好吧！”胖子恶狠狠地说：“什么行好不行好，别罗嗦，到擎天侯面前去说话！”两人不由分说地把穆老三推出家门。门外拴着两匹马，瘦子把穆老三拎上马背，自己坐在他的后面，和胖子一起，扬起马鞭，两匹马飞快地向南边跑去。 断黑时，三人来到姜镇，这里距集贤关只有二十里了。瘦子对胖子说：“老哥，今夜就在这里舒舒服服睡一觉，明日再进垒吧！”胖子说：“行，今夜咱哥俩畅畅快快地喝两盅。” 进了伙铺，拴好马后，两个汉子大吃大喝起来，足足闹了一个时辰，都喝得酩酊大醉，烂泥似地倒在床上，死一般地睡着了。穆老三心里念着：“阿弥陀佛！天赐良机，再不逃走就是傻瓜。”他急忙把桌上的残汤剩水吃了两碗，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旅店，又不敢去牵马，怕马叫起来坏事。往哪里去呢？回庐江，身上无分文，几天的路程如何对付？不如干脆去找程哥，也要告诉他事发了，早作准备。穆老三打定主意，摸黑跑向集贤关。 快要天亮时，穆老三钻进了四号石垒，将突然变故告诉了程学启。程学启一听，心里发了毛，想：此事刘玱林既已知道，这里就混不下去了，不如先下手为强。程学启打发穆老三通知曾国荃：明天上午炮响后，四号石垒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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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京师有恭王在那里应付，洋人的事也平息了，大行皇帝在热河好好休养休养，身体也就会日渐好转。偏偏大行皇帝年轻，放任自己，不知爱惜，终于越来越不济。”胡林翼不悲痛，反倒不讲情面地揭穿了咸丰帝毙命的老底。他出身官宦之家，年少时也是个浪荡子弟。二十岁那年，时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胡达源，下狠心把儿子死死地打了一顿，这一顿打把胡林翼打转了，二十四岁乡试高中，第二年连捷中进士点翰林。胡林翼虽然以后克己修身，但可惜，少年放荡时得下的痼疾却害了他一生，不仅身体孱弱，更使他后悔莫及的是，三妻四妾没有给他生下半个子女。因为有这层缘故，胡林翼对咸丰帝的死因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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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只有六岁，他晓得什么！”彭玉麟冷笑一声，压低声音说，“涤丈，湘勇水陆军威大振，今又攻克安庆，全国军民莫不仰服。大丈夫当意气纵横，不可仰他人鼻息。今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不待曾国藩回答，彭玉麟又说，“倘若涤丈有此心意，玉麟和全体水师愿效犬马之劳，虽赴汤蹈火，亦心甘情愿！”
如果说胡林翼、左宗棠尚只是试探的话，彭玉麟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这种赤裸裸地犯上作乱的话，若不是骨肉之亲、生死之交，谁敢说出口？彭玉麟是把自己的一颗心剖了出来，捧给你啊！曾国藩本想亲切热烈地拥抱彭玉麟，但理智使他清醒。他只是用深沉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位肝胆之友，面无表情、平平淡淡地说：“雪琴，你不要拿这种话来试探我！安徽巡抚一职，我明日就拜折推荐，请你不要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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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王闿运换成了平缓的口气，条理井然地说下去，“大行皇帝应该牢记周公辅成王的古训，效法本朝多尔衮辅顺治爷的先例，任命恭王为摄政王，将幼子托付与他，再嘱咐肃中堂尽心协助恭王。这样尽管新主冲龄，政局会确保稳定。大行皇帝已去，自然不能再苛论，当今之计，只有宫保自请入觐，申明祖制，说明不能行两宫垂帘听政的道理，再与肃中堂一起谒见恭王，务请恭王以社稷为重，泯灭前嫌，辅佐新主。这样，上有贤明至亲之摄政王，下有干练威断之肃中堂，外有手握重兵之曾宫保，大清朝廷即使遭遇暴风骤雨之袭击、天崩地裂之灾祸，也可上下同心，朝野协力，共渡危难，稳如磐石。如此，大人对国家的贡献，将远胜攻取一城一地，千年青史，将永标大人忠贞为国之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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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洋人的军事力量有个原则，即用之守上海则可，用之帮助收复其他城池则不可。洋人本性贪劣，诛求无度，这点你心里要清楚。总而言之，与洋人打交道，离不开四句话：言忠信，行笃敬，会防不会剿，先疏后亲。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恩师是说用诚信之心与之相处，只用其力保上海，刚开始时不宜跟他们亲密，以防他们鄙视，待我军打出威风后，洋人自然会靠拢我们的。”李鸿章像注释六经经义似的，对老师的话加以阐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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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仍以平淡语气说，“薛焕固然与何桂清为同党，但此人与恭王关系极其亲密。撤了他的苏抚，却依然叫他以钦差大臣经办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通商交涉事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你想想，若无恭王在后做靠山，薛焕能得到这个肥缺吗？少荃啊，我告诉你，说不定薛焕正是恭王安在上海的耳目。” “恩师，门生明白了，既然薛焕已卸去抚篆，专办商事，门生也无必要开罪他，将他供起来，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李鸿章一点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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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我明白了，不仅对薛焕、吴煦是这样，对上海、江苏官场原则上也是这样，只要不是死心塌地跟着何桂清与我们作对的，门生一律都让他保持原官不动，以便稳定人心，一齐对付长毛。”李鸿章真不愧为他恩师的高足，他能很快地举一隅而反三隅。 “正是这个意思。”曾国藩高兴地说，“看来你今后可以做个称职的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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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督抚的总结：
督抚之职，一在求人，一在治事。 求人有四类，求之之道有三端。 治事也有四类，治之之道也有三端。 求人之四类，曰官，曰绅，曰绿营之兵，曰招募之勇。 其求之之道三端，曰访查，曰教化，曰督责。 采访如鸷鸟猛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 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化者，率之以亲身。 督责，如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
治事之四类，曰兵事，曰饷事，曰吏事，曰交际之事。 其治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要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不信不从。 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忘，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日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账。总之，以后胜前者为进境。
这两个四类三端，时时究之于心，则督抚之道思过半矣。近日来，我纵观前史，总结出这样两句话：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少荃，我辈当此危难乱世，要做英雄，舍劳苦之外没有快捷方式，切不可以巡抚位高权重而稍有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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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渴望建天下第一奇功的“今亮”来说，左宗棠心里也颇觉泛酸。他一向认为自己的才能举世无双，攻下江宁的喜讯，应当出自以他的名义上报的奏章，而不是别人。他从心里瞧不起不学无术的曾国荃及其军纪腐败的吉字营。他觉得曾国藩将围攻江宁的大事不交给他，而交给曾国荃，是曾国藩最大的谋私利。这个一向标榜以诚待人的曾老大，在这件事上充分表现了他的虚伪，他的自私，他的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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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挫败了以肃顺为首的辅政八大臣之后，两宫太后每天便和小皇帝一起召见臣下，处理国事。召见时，小皇帝坐在正中，两宫太后坐两侧。为严男女之防，前面挂一块薄薄的黄幔帐。这样，太后可以看得清奏事的臣工，而臣工却看不见太后。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垂帘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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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江宁虽克，太平军余部尚有二十来万，安徽、河南的捻子势力很大，西北回民的骚乱多年不止，国家尚未太平。在这种情况下，将立有大功而并无造反事实的湘军全部打下去，岂不会令各地其他带兵将领有兔死狐悲之感？朝廷目前大概还不至于做出这般蠢事来，这是其一。其二，自从富明阿走后，朝廷再未派人到江宁来认真调查太平军所遗留下来的金银财宝的下落，似乎有不予追究、网开一面之意。其三，就在萧孚泗走的前些日子，曾国荃的座船也从九江驶过，他的船比萧的大，装的东西也比萧的多，沈葆桢没有借口查他的船，是否朝廷有意给曾家留点面子呢？分析了这三条后，曾国藩认为，打杀的可能性不大，借此逼迫他裁军则是主要的。想到这里，他心里升起一股极大的委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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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心里猛地一怔，两眼直直地望着杨岳斌。他一向将杨岳斌视为朴讷无文的周勃式的人物。杨岳斌不善言辞，也不喜言辞，偶有所论，必然是思之至深、非说不可的话。曾国藩喜欢这种性格，他讨厌夸夸其谈而又没有真知灼见的人，提倡讷于言而敏于行，杨岳斌可谓这方面的典型。因此，杨岳斌每有所言，曾国藩都极为重视。刚才这句“英雄不可自剪羽翼”的话，引起了他的强烈震动。尽管这句话在决定裁军之后，他不时听到人们说过，但都远远不及从杨岳斌口中说出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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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虽是从科举正途出身的大官僚，却早在三十岁时，便对科举考试有些看法，一进北京入翰苑，从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朋友身上，很快发现了自己学问上的浅陋。他毅然从八股文中走出来，一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留心时务经济。并把自己的这个体会详告在家诸弟，希望诸弟不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并沉痛地指出：科举误人终身多矣。他一贯认为，考试能够选拔出人才，但中式的不一定都是人才，落选的也不都是庸才，这中间或有天命在起作用，即所谓功名富贵乃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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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想：老法师之言合情合理，也正合自己之心；倘若劝他即刻皈依佛门的话，我靠谁来整顿水师？他对这位同乡高僧忽生感激之情了，便也问道：“弟子生性偏激，容不得半点邪恶，生平好为掀天揭地之想，虽亦有些小成，但不顺心事居多。请问法师，弟子应奉何法持身？” “阿弥陀佛！”芥航正色道，“居士嫉恶如仇，正是佛性的表现。去恶即是为善，除暴方能安良。佛法讲大慈大悲，并不宽容残杀众生之妖魔。不过，老衲看居士一生鼎盛之期已过，眉宇间阳刚劲气已趋衰退，有生之年难再有大作为了。故老衲奉劝居士一句直言，今后总要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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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嘉靖皇帝惩办奸相严嵩父子，天下额手称庆，伯远公这才向宏济法师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宏济法师劝他脱去袈裟，还俗进京，继承父业，为天下苍生做点有益的事。伯远公先是不肯。宏济长老正色道，‘佛家最高宗旨，在使众生脱离苦海，不重在一身修行。所谓众生超脱我超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普通百姓，无力为众生办事，故投我佛门。我佛慈悲，收一人即渡一人。你乃大忠臣之后，万民景仰，遇此君主贤明之际，何不承父志济天下苍生，而在此作一身之修行，岂不愧对乃父忠魂？亦不合我佛之本意。’伯远公被说服了，含泪离开焦山寺。回京后，嘉靖皇帝将忠愍公生前所任的兵部员外郎一职赏给了他，并赐还互市、劾严两篇名疏。伯远公一则报焦山寺救命之恩，二则也怕父亲的这两篇奏疏日后湮灭，遂将它用木匣装起来，送给宏济长老，请焦山寺代为保管。宏济法师将它定为镇寺之宝。从此便一代代传了下来，一直传到老衲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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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明白了，芥航是在指点他，要他仿效慧明法师的做法。这样说来，长江水师也可以换装，脱下团练服，穿上绿营衣？也就是说，将长江水师由临时招募的团练改为国家的经制之师。这一层，曾国藩不是没有想过，但是他觉得可能性太小了。且听听这位活菩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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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说：“他这个人聪明就聪明在这里。知道自己不懂水师，只要有这个空名他就高兴了，不会具体插手的。他岂止不懂水师，陆军他也不懂，钱粮刑谷他样样不懂，但他偏偏就当了十多年的湖广总督，还升了大学士。你说他是草包？他的聪明之处，恰恰表现在他什么都不管，只管吃喝玩乐、图享受、讨姨太太。凡他挂名的职分内，有了功劳，他是头一份；出了差错，都是具体办事人的。这正是官文做官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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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观人用人，一向主张德才兼备，而更偏重于德。认为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德若木之根，才若木之枝。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不可兼时，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李鸿章不患无才，曾国藩甚至认为他的临机应变以及与洋人交往等方面的才干要强过自己，李鸿章所患正在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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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为人倨傲，自恃淮军有洋枪洋炮装备，目中无人。这些事实，曾国藩是清楚的。但淮军与他关系亲密，又是这次剿捻的主力，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在淮军将领中堪称第一，何况又是陈国瑞先带兵杀人抢枪，曾国藩不能过多指责刘铭传。作为由太平军投诚过来的僧格林沁的部下，曾国藩对陈国瑞早抱有成见，又亲眼见他人物鄙陋，举止粗野，遂从心里厌恶，接见时的阴冷表情，便是有意给他以压力。曾国藩极想痛斥陈国瑞一顿，甚至将陈杖责一百棍，赶出徐州，但他没有这样做。陈国瑞毕竟是个不可多得的战将，他手下的人马亦能征惯战。现在正是要他出死力的时候，岂能让他太下不了台！何况自己奉命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兵力，这三省的兵力不是绿营，就是旗兵，相对于湘军淮军来说，都不是自己的嫡系，心中已存戒备，倘若过分偏袒刘铭传而指责陈国瑞，会让他们产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利于剿捻大局，若再由哪个心怀敌意的御史借此大作文章，那就更糟了。想来想去，曾国藩决定先对陈国瑞采取以安抚为主的策略，不过他知道，对这种人的安抚，必定要在敲打之后才能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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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绝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拼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曾国藩用的依然是老子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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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了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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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烈文冷笑道：“当今太后处事，确如大人所言，其诡秘之程度，连军机大臣都无法知晓，太后亦矜矜自喜此中手腕。然女流之辈毕竟不懂得，威断在俄顷，而蒙蔽在日后。当面都唯唯诺诺，谨遵照办，一出外则恣肆欺蔽，毫无忌惮。一部《红楼梦》，把这种面目都写绝了。卑职有时想，堂堂大清王朝，竟如同一座百年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不久就会有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一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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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太后问的话，全是闺阁中妇人的闲聊家常，可有可无，不着痛痒。慈禧太后号称厉害，有关大事纯系她一人发问，曾国藩认真地把她三次召见所问的每句话都重新回忆了一遍，慈禧关心的是三件事：江南撤勇、湘军将领及直隶练兵。他细细地琢磨着这三件事，将它贯穿起来，看出了慈禧的心思：把江南的勇都撤光，能打仗的将领带到直隶，在直隶练出一支精兵来拱卫京师。至于召见之前，他所设想的主要事情，诸如江南的吏治盐政、百姓的生活、人才的保举以及捻乱平息后皖、豫、鲁省的恢复，还有机器局的建设、如何抵御洋人等等长治久安之策，几乎无一句涉及。是慈禧自私，心中只有她和她儿子的宝位？还是她的才具其实平常，不足以虑及这些迫不及待的民生国计？曾国藩的脑子里突然浮起李商隐的诗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慈禧虽未问及鬼神，但也不问及苍生。国家就掌握在这样的太后、皇上手里，能指望它四海安夷、国运隆盛吗？他暗自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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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从塘报上看到了醇郡王、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的奏折，他们都认为津案乃义举，洋人是犬羊，不能谕之以理，应采取强硬态度。言辞最激烈的是醇王，他说要杀尽洋人，雪庚申先皇之辱。曾国藩看完塘报后心中很不安。这些清议，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貌似最忠君爱国，实则将君国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一张嘴巴，一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还得要做事的文武们去收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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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笑笑说：“现在江宁城里，百姓头号感兴趣的事便是刺马——张文祥刺杀马新贻，连来江宁参加乡试的秀才们都无心读书作文了。各种传说沸沸扬扬，有的有板有眼，有的荒诞不经。前面三位说的，我也断断续续听到过，也还有其他说法的。有的说马制军逼死了张文祥的妻子，张文祥蓄意报仇；也有的说马制军幼时与盗首四人相交，张文祥为其中之一，马制军发迹后，张文祥等人投营自效，马制军怕少时事暴露，密谋杀张文祥等四人。张侥幸逃出，另外三人被杀，张为朋友报仇。还有一种说法，说张文祥为捻贼头目，所部八百人皆能战，屡败马制军。马遣人说降，言辞恳切，张信以为真，与马歃血盟誓。谁知降后八百部下全被马所杀，张侥幸逃走，遂与马制军结下血海深仇。还有说张是漏网长毛，要为他已覆灭的天国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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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椝：“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
“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有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聂缉椝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绝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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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女婿都没选好，这是真的。别人都说我会看人，女婿都没选好，还谈得上什么会看人，我心里惭愧。”曾国藩沉重地低下头，好一阵又说，“我想清楚了，过去选女婿，其实不是选本人，而是选父亲。父亲好，并不能保证儿子就一定好。还有，过去选的是小孩子，没有长大成人。小时聪明可爱，长大后不一定成器。这次不同，聂家老五已定型了，今后只会越来越懂事，越变越好。我相信，满姑的命要比四个姐姐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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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康福的右腿基本康复后，一天他散步来到长江边，正遇到一大批从江宁城裁撤回籍的湘军。这些湘军不认识他，他却有心和他们闲聊。被裁的湘军中有一个恰是跟着赵烈文去庐州擒拿韦以德的人，他将曾国藩如何强加韦俊叔侄谋反罪名，借他们的头强行裁军的过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康福。康福听后心里难受了好多天。韦俊投降，是康福去劝的；当韦俊对投降后的处境有顾虑时，又是康福以自身的人格担保，并拿出曾国藩的诗来为证。曾国藩的诗写得有多诚恳：只要韦俊投诚，朝廷会像当年汉高祖对待韩信、唐太宗对待尉迟敬德那样对待他，今后在凌烟阁上为他绘像留名。后来，曾国藩又当着康福和韦俊叔侄的面，再次表明这个态度。四五年来，韦俊叔侄一直为朝廷出死力，打硬仗，想不到江宁打下后，不但没有为他们请功求赏，反而要用杀他们来达到威胁别人的目的。康福记得有一次，韦俊不安地对他说，韩信最终还是被吕后设计杀了，“汉祖曾闻韩信勇”这句诗有点不祥。康福安慰说，不要多疑，韩信后来被杀，乃是由于他策划陈豨谋反，咎由自取。从刘邦的角度而言，他对韩信是重用不疑的。话虽是这样说，但韦俊心里总不踏实。难道说，曾国藩当初就对韦俊埋下了杀机吗？这个理学名臣一向标榜诚与信，而他的内心，实在是深不可测，至少对韦俊叔侄来说，用“背信弃义、残忍刻毒”来评价他，是毫不苛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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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福的严厉责问，使曾国藩颇为难堪，他无力地回答：“你说得对，杀韦俊、韦以德，也是身不由己的事。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有刺激，因为你对他们许过诺言。但价人，你想过没有，此事对我自己就没有刺激了吗？我不但对他们许过诺言，我还为他们亲笔题过诗，答应凌烟阁上为他们绘像铭功。为保全整个湘军的名声，为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我不得不那样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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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不信，我不勉强，总之我是相信的。”曾国藩再次端起茶杯来喝了两口水，右手又捋起长须来，“我给你讲几件事，你看是不是运气。咸丰四年出兵之初，我在靖港大败，长沙官场尽是白眼，我自己也对前景失望，没想到塔、罗在湘潭十战十胜，不仅抵消了我的失败之过，还赢得了湘军的彻底翻身，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咸丰五年在江西，石达开把我舢板全部引进鄱阳湖，然后全力围攻我水师，逼得我跳长江自杀，虽被救不死，但全军已溃败，正在垂手待擒之际，鲍春霆却突然率打粮之军归来，冲乱了长毛的阵脚，使我死里逃生。第三个例子，咸丰六年从樟树镇败回南昌，石达开将南昌城团团包围，炮声火光昼夜不息，南昌指日即破。做梦也没想到，长毛竟然在一夜之间撤走得干干净净。第四个例子，咸丰十年在祁门，李秀成率数万大军已杀到我的眼皮底下。祁门总共不到三千人，幕僚们几乎逃光，连李少荃都吓走了。我已写了遗嘱，枕剑而卧，随时准备自尽。结果又是让鲍春霆冲进祁门大山来救了。而可怪的是，李秀成居然不再进攻，率部西去了。倘若他不走，继续打下去，霆军很可能也挡不住。沅甫，你看看，我之能有今天，到底是靠我的本事呢？还是靠运气呢？周荇农、潘伯寅客气，称赞我是大经济从大学问中来，还说慈禧太后有次对身边的大臣说，曾某人乱极时沉得住气，全是靠的理学功夫。我给荇农、伯寅写信说，我是不信书，信运气，而且要公之言，告万世。” 说完嘿嘿笑了两声。曾国荃听得有味，也笑了起来。 “沅甫，所以我先前对你说过，你本事虽大，但不能居全功，要让一半与天。这‘天’就是指的运气。这样看，这样想，就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少生许多闷气，这不仅是处世之道，也是养生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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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天降我们兄弟，就是为了对付长毛。长毛一平，我辈职责已尽，就都要解甲归田。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实在是很深刻很明哲的话，可惜当年还见不到这一层，自取侮辱。故大哥我死后，不希望你复出做官，只望你和澄侯一起守住父母之坟，保住曾氏家族的平安无事，就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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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敷提起曾国华坟头长草的事，立即勾起了曾国藩对二十一年前他来荷叶塘献地时情景的回忆。当年出山，虽不完全出自于广敷那番看相预卜之类的鼓动，但那番话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增加了取得胜利的信心；而对温甫、沅甫、贞干来说，则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曾国藩又想起十五年前，他煞费苦心在碧云观等待，以“黄老可医心病”的妙语开导自己；这些年来，老庄柔道处世的学问，使他免去了许多烦恼纠葛，保住了表面上的泰裕平安。 曾国藩想到这里，对陈广敷充满了感激：“广敷先生，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次相会，岁月匆匆，不觉过去了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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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大人之心甚善，而大人之为不可取。”陈广敷将声音稍稍压低，“满人的江山已经百孔千疮，腐烂朽败，它失去了建立尧舜之邦的基础。” 曾国藩发现这几天陡然兴起的精神已经不行了，如同海水落潮似的正在一寸一寸地向下跌落。曾国荃拾起一枚干梅子放在口里慢慢嚼着，这梅子又酸又涩。 “大人深受皇家恩泽，或许看不出这点，而许多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或许大人早已看出，但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竭尽全力扶起将倾的大厦。可是，许多人是宁愿看着它倒塌的。这便是知之者不少、和之者少的缘故。” “广敷先生，鄙人倒要请教。”曾国藩强打起精神问，“鄙人幼读先贤之书，明白知其不可而为之乃圣人所肯定的血性，即使所为不成，亦是值得赞许的。鄙人的这种血性会不会得到后人的赞许呢？还有，既然这江山已百孔千疮，当年先生为何要劝我墨绖出山，血战长毛，匡护朝廷呢？” 至于山人先前劝大人出山，乃已知长毛决不可成事，且山人亦另有所期待也。” “另有期待？”曾国藩问，“期待何事？” “山人所期待的，也正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期待于大人的，那就是希望大人借讨伐长毛之机会，锻炼出一支强大的汉家子弟兵，先剪灭长毛，次推翻满虏，最后在我神州大地上重建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正因为如此，咸丰八年，我在碧云观静候大人三个月之久，借治病为由，劝大人行黄老之术，以屈求伸，日后好建非常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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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安庆时，我由庐山来到黄石矶，在紫荆观住了两个多月，本拟伺机进言，后在江边偶遇王壬秋。他说起大人连送他三个‘狂妄’的事，我只得打消这个念头。打下金陵后，我又去了栖霞山，后来看到湘军几乎被裁尽，大失所望，从此不想再见大人了。” “广敷先生，事情难道真的可为吗？”严守自己信仰的理学名臣不自觉地发出了这个提问。 “怎么不可为？”陈广敷坚定地反问，“汤武革命，顺天倡义，三千年来史册赞不绝口。刘邦斩蛇起义，李渊起兵反隋，赵匡胤陈桥兵变，朱元璋驱赶鞑子，从来都认为是正义的行为，没有人指责他们是叛臣。自从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年间，汉人的反抗从未间断过，只因康乾所谓的盛世带给百姓以微利，才苟延至今。然自嘉庆朝以来，满人之腐败日见明显。到了道光末造，外辱于四夷，内烂于十八省，神人共愤，才有了洪杨之乱。咸丰帝耽于酒色，荒废国事，女主垂帘十年来，举措倒置，普天之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百姓莫不翘首盼望我汉家再出英雄，驱除膻腥，复我神州。大人手握十多万雄兵，本可挟灭长毛之威，一举而克北京。只可惜大人囿于忠君敬上之小节，无视拯国救民之大义，更加上大人禀赋拘谨怯弱，终于只为保己身及曾氏一门的安全而裁撤湘军，自剪羽翼，失去了大好时机，辜负了亿万百姓的热望，为史册留下一桩永不可挽回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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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得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吊民伐罪，征讨寇仇，有何不可？大人要问山人对您一生的批评，批评就在这里：几十年来，一直囿于忠于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千秋史册，或许会说大人是爱新觉罗氏的忠臣，但很可能不会认为大人是光照寰宇的伟丈夫。”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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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湘军近二十万，又挟攻克金陵的声威，作为最高统帅，在众多贴心将领的请求下，他的心只要稍稍动一下，陈桥兵变的事就会重演，黄袍加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搏斗，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说不定只要他在东南登基，立即就会有人在西北称王，在中原称帝，整个中国大地就从此更无一块安宁之土，亿万百姓更无喘息之日。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为了改朝换代，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不正是对他们犯下滔天之罪吗？千秋史册，将又会如何评价这件事呢？这一点，广敷先生却没有想到。怕不成功声名全毁的怯弱之心固然有，不忍背叛皇家的忠贞之心诚然很重，而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